鹤松堂的成立

　　18世纪，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荷兰的国力达到顶峰，日本也开始了漫长的向荷兰学习的道路，1774年，日本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翻译的西方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出版,标志着一股全新的学术潮流“兰学”兴起,它与医学密切相关。这种独特的关系,使兰学塾的教育者具有双重身份,“大多数兰学家是医生,边进行本职医业边从事学塾的经营。

　　其中日本第一个““兰学塾”-----江户芝兰堂的建立者大玄泽,出身藩医世家,师从《解体新书》的翻译者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1786年(天明六年)大玄泽在江户创建芝兰堂,一面治病救人,一面经营学塾教育,在他不懈地努力下,兰学的领域不断扩大。“大阪兰学始祖”桥本宗吉,于1798年在大阪开设丝汉堂,从事以医学为主的兰学教育。他精心翻译和出版了《兰科内外三法方典》,把当时西洋最新的医药学率先介绍到日本,因此,“名声突然震惊天下,乞医者、求教者云集一时,门庭若市”。

　　而此时来自日本富山的鹤松英士，也从偏僻的家乡中，远赴丝汉堂，师从当时的名医和兰学大家桥本宗吉，学习荷兰的先进医术和文化，在京都时，他与当时的兰学学习者，在闹市中摆下擂台，互相比试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之道，但最终憾负，此段经历对鹤松英士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京都受挫之后，鹤松英士对于当时的兰学塾教育体制以及教学方式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兰学塾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力量,虽然有其独特之处，但由于兰学塾内师资力量不足,很难满足众多求学者的需要。于是鹤松英士想出了一套完整的新型体制：其设计了“对初学者由塾头(塾生中的最优秀者,一般由教师指定)代为讲授,而学力最高者才由教师亲自教授”的教育形式，并于1816成立了鹤松堂，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鹤松第一代家主。

　　在鹤松堂创新的教育体制下,塾头便成了初学者的教师。尽管鹤松堂内没有固定的师资力量,一般只由学塾主办者充当教师,也没有专门的教材和完整的教学计划,仅依靠兰学家所学和现有的荷兰书籍进行讲授但是鹤松堂的教学方法新颖独特：首先是实力主义教育。就读于鹤松堂的塾生,不分士庶、长幼,也不分入学先后,一切凭实力评定制,以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

　　鹤松堂是以医学为主的教学。在江户时代,吸收先进的医术是社会的需要。从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开始,幕府就注重西方科技,尤其是医学的引进,使医学即西方医学得到迅猛发展。最初的兰学家就是通过学习西方医学而成长起来的。

　　鹤松堂在教学中还实行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开展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活动。时任鹤松堂教师的“日本实验电气学之祖”桥本宗吉在翻译出版《摩擦起电机译说》一书时,首先将原书插图揭载于卷头,并详细地介绍了摩擦起电机的构造,以及各类实验图。同时,书中还插入了通过实验所绘制的“试唧鸣子图”、“试发风子图”和“试发电子图”等实验图。

　　通过一系列有效的竞争机制,鹤松堂培养了塾生学习和独立科研的能力,达到了实力主义教育的目的。

　　鹤松堂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教育,硕果累累。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丰富了兰学的内容,而且还在科技文化、教育方式等方面,对富山、京都乃至整个日本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就兰学自身而言,同其他兰学塾一起培养了大批出色的兰学研究者,丰富了兰学内容,有力地推动了兰学的发展,使其成为江户时代三大学问之一。其次在鹤松堂的教育下,塾生凭借学塾所学,侧重自己的专长,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诸多成就。塾生结业后,或返回原籍或集聚在兰学研究中心江户、大阪等地,创办自己的学塾,教书育人,投身于新的兰学研究和教育工作,推动兰学的发展。鹤松英士在从事医学教学活动的同时,还亲自实验,译述了为数众多的医学、本草学、天文学、电气学等方面著作,大大丰富了兰学研究内容。大玄泽充分肯定了鹤松英士的业绩, 1836年(大化三十三年)将他与江户的宇田川玄真、桥本宗吉并称为“东西宇桥之三生”,称赞他“数十年不怠其业,著书颇丰,五畿、七道、近国的有志者无不仰仗他。”

　　最后，鹤松堂也为幕末、明治初期洋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明治政府开展近代教育提供了经验。在福泽谕吉在谈到庆应义塾教育方针时指出:“说起来,我的教育主张是着重于自然原则,而以数、理两方面为其根本,人间万事凡是具体的经营都拟从这数理二字推断之。”“另一方面我还提倡独立论,不论早晚,对学生哪怕说几句话的时候也要强调它的必要性。”这种“以数理和独立为本”的教育方针,完全是对鹤松堂以实用为主,力求培养塾生独立科研能力的教育方针的继承和发扬。

　　而鹤松的第二代家主鹤松斐三郎自己本身就是鹤松堂的优秀毕业生，1867年(庆应三年) 5月他留学荷兰,回国后仍从事医学教育活动。并于1887年(明治20年)开设鹤松医院及鹤松医学院,担任院长,活跃于医学界及教育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