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是一种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的系统性国家安全观。网络文化安全属于总体国家安全范畴，网络文化安全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尤其随着5G网络、数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受众聚集、讨论、工作、休闲、生活的重要场域，网络文化安全问题更是由隐性存在演变为显性焦点，加速建立并完善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现代化是提高国家治理效能、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关键。

　　准确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和外延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传承和发展。国家安全观是在不断地与他国交往过程中逐渐衍生出来的概念，旨在强调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的安全性。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数次朝代的更替和国土的变更，国家安全已经成为超越个体意识的客观存在。其间，出现过许多保卫国土而抵御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著名战役，更是有许多人为保障国家安全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中国人民经过长时间的奋斗实践，不断丰富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具体包括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及海外利益等多个领域。

　　和平共处、文明互鉴是从长期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国家安全建设基本规律。自古以来，中国与他国交往中都强调和平共处、文明互鉴，这是深深刻印在中华文化基因中的传统。从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到唐朝的鉴真东渡、玄奘西行，再到明朝的郑和下西洋等，每当中华民族处于文明兴盛时，都不忘与世界人民加强来往，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古老的中华民族追求周边和睦，强调和谐共存，在“内圣外王”的思想影响下开创了以“礼”为纽带的朝贡体系；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基本保持不参与他国内政，不强占他国土地，“厚往薄来”的贸易关系。

　　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下国家安全问题出现新变化。2020年伊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造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环境下，国家安全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受到他国误解；核污染、金融危机、网络安全、自然环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来的压力日益增加；深处危机中的跨国公司、海外中国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国家在境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等急需保障；台海局势、边境冲突、南海问题等威胁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问题愈加复杂。

　　正确认识网络文化安全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辩证统一关系

　　网络文化安全属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范畴，是非传统安全。网络和文化一起构成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安全视野在横向上的扩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文化强国、网络强国和新型大国关系，网络文化安全是构成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网络文化安全既涉及网络安全，又涉及文化安全，前者是在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下出现的安全问题；后者则是在强调文化自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出现的安全问题，两者均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的安全问题，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此外，网络文化安全问题还具有范围广、传播快、难预测等特点，处理好网络文化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实现总体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挑战。

　　网络文化安全既是网络虚拟空间的安全，又是整体社会安全。得益于移动互联技术的进步，网络媒介更是从线上延伸到线下，已经成为受众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尤其是网络娱乐、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网络购物、在线医疗、网络金融等互联网应用在保障民众生活无虞、纾解民生焦虑情绪、提供便利民生服务方面大有作为。中国有9.4亿网民，互联网普及率达67%，网络文化安全关乎人民的安全和广大群众的切实利益。

　　网络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问题符合总体国家安全的一般规律。网络是载体，文化是核心，网络文化安全的关键是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媒介技术带来新的文化生产传播方式，造就了新的文化业态和文化样式。网络文化具有多样化的亚文化特征，容易引发复杂多样的非系统性安全问题，为网络文化安全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麻烦，同时网络文化安全问题又具有传播快、消逝也快的普遍特征。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网络文化生态表现出群氓文化盛行、跨文化交互、文化认同难的特点。但问题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引起网络文化安全问题的源头。网络文化安全问题的本质是他者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解决网络文化安全问题，最终是要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建构认同，多元并存。

　　加速实现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建议

　　搭建系统、全面、持续的总体国家安全工作平台，实现治理理念依据现代化。在深刻研判网络文化安全和总体国家安全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将国家利益作为制定网络文化安全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认真学习提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理论，及时总结国内优秀管理经验，广泛吸取国外科学治理案例，探索适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的网络安全治理模式。搭建系统、全面、持续的总体国家安全工作平台，宏观指导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确保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整体性和科学性。

　　提高党管网络文化安全问题的媒介素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网络是新兴媒介技术手段，应当为人服务。网络安全治理中更应该积极而巧妙地利用网络技术工具的物质性与客观性，发挥党管媒介的创新性和具身性，提高领导和管理者的网络安全危机预见、辨识和处理能力。这就要求在网络文化教育培训中提高党管理网络文化时的理论水平和技术素养，确保相关政策制定的精准度和可操作性，明确并巩固中国共产党在网络安全管理事业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保证意识形态安全，把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最大化。

　　完善分级分类的网络监管体系，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一是要利用数据抓取和用户画像技术，梳理网络文化种类、网络话语特征、网络文化事件触发机制和网络受众行为惯例，尽快建立并完善网络舆情监控数据库，对网络文化事件和受众行为进行分级、分类，引导规范受众在网络空间的行为，从而对网络文化生态加以优化，让主流文化、优秀的传统文化根植于网络空间的“自由血液”中，增强受众对网络文化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强化网络受众的凝聚力；二是要继续推进融媒体和媒体数字化建设，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培育一批第三部门网络意见领袖，构建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参与相结合的网络文化治理体系，鼓励生产和传播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净化网络环境，规范数字化媒介内容生产、传播、反馈系统，努力营造天朗气清的网络文化生态。

　　依法加速数字技术应用与转化，实现治理技术手段现代化。截至2020年6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7.73亿，占网民整体的82.2%。产业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管理数字化成为未来网络文化治理的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网络信息生态内容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实施，为数字化网络治理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还应当继续细化相关法律法规，逐步推动数字治理有法可依，扩大数字网络文化治理的覆盖面，使网络安全治理既有法律制度保障，又有信息科技手段做支撑，逐步提高数字治理合法性和治理效能。

　　推动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共同体，实现治理尺度现代化。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要聚焦国内、放眼世界，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共同体。既要抵制文化帝国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延续，又要杜绝文化保护主义、避免信息茧房效应，兼顾网络文化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安全。在把握国际尺度，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引进国外好故事，提高国际话语权。争取在安全开放的网络空间里推动全球协同治理，构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网络空间共同体。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网络文化安全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系课题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