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县域治理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它既要承接自上而下的政策压力，又要面对自下而上的民生诉求;既要解决传统的资源依赖，又要寻找新兴的增长动能。2025 年深秋，栾川的一场2025县域文旅发展大会，看似是行业的聚首，实则是治理能力的突围。2025 年，当“来神奇栾川不只老君山”2025县域文旅发展大会的主会场，来自全国二十七个省份的县域代表、顶级景区的操盘手、敏锐的投资人齐聚一堂。

　　大会透过“网红县城”的表象，体现其背后从“管人”到“服务人”、从“行政动员”到“数字动员”的治理逻辑变迁。这不再是简单的“旅游兴县”，而是一次关于“治理景深”的重新校准。

　　一、 算法时代的“新基础设施”：从修路到修“心智”

　　走出高速公路栾川出口，映入眼帘的不是巨大的标语牌，而是一连串精心设计的视觉引导系统。这套系统与手机端小红书上的“栾川攻略”在色彩、字体、语态上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在传统的县域发展逻辑中，“基础设施”往往被狭义地理解为铁公基(铁路、公路、基建)。为了致富，县里往往举债修路、建广场、盖大楼。这些硬资产固然重要，但在存量博弈的时代，它们已不再是决胜的唯一变量。

　　栾川的执政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信号：在移动互联网下半场，真正的“基础设施”已经延伸到了数字空间，延伸到了用户的心智之中。

　　半年前，当栾川文旅决定与小红书深度合作时，内部并非没有争议。一种声音认为，政府应该抓大项目、搞大开发，去搞“网上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是不务正业。然而，决策层最终达成了一个关键共识：流量不是虚的，它是注意力的货币化，是新时代的“路权”。

　　这场工程不开山、不炸石，而是在数据海洋里“修路”。县文旅局不再仅仅是发文件的行政机关，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内容调度中心。他们引入专业团队，对全县的文旅资源进行了颗粒度极细的数字化梳理。哪里有一棵好乘凉的大树?哪家的豆腐做得最嫩?哪个山坡适合看日落?这些过去散落在民间的非标资产，被转化为了平台上一个个带经纬度、带标签、带评价的“数字资产”。

　　在夏季专题项目落地期间，平台方提供了一组有趣的数据：年轻用户在搜索“河南旅游”时，关联度最高的词汇不是宏大的关键词，而是“治愈”“云海”“吸氧”。基于这组数据，栾川果断调整了传播策略，不再强调“中原腹地的厚重”，而是主打“躺进风里的松弛”。这种“以数治县”的尝试，让行政决策有了科学的颗粒度。

　　二、 打破孤岛：行政条块的柔性重组

　　在传统的行政架构中，旅游归文旅局管，交通归交通局管，市场秩序归市监局管，农家乐归农业农村局管。这种“九龙治水”的格局，往往导致游客体验的割裂：路修得很好，但路边全是垃圾;景区很美，但门口的黑车宰客。

　　对于游客而言，栾川是一个整体;但对于行政体制而言，栾川是几十个互不统属的部门。如何弥合这中间的缝隙?这场大会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

　　为了筹备这次大会，栾川文旅搭建了一个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工作专班”。这个专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引入了“用户体验”作为最高的考核指标。

　　当行政力量开始围绕“人的体验”进行柔性重组，治理的效能便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栾川，我们看到了一种“整体性政府”的雏形。它不再是冷冰冰的政务机构，而是一个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服务综合体。这种组织力的进化，是栾川能够承接住全国性大会、承接住泼天流量的根本保障。

　　三、 信任的重铸：一场全民参与的社会实验

　　如果说政府是县域发展的“大脑”，那么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和普通百姓就是“细胞”。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不仅在于政府做得多好，更在于能否激活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县域旅游陷入了“零和博弈”的怪圈：商家宰客，游客投诉，政府整治，风头一过，死灰复燃。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源在于“信任的缺失”。商家认为游客是“一次性资源”，不宰白不宰;游客认为商家是“奸商”，处处提防。

　　栾川利用这次大会，进行了一场重塑社会资本的实验。大会前夕，栾川在小红书发起了一场“全民促产”活动，除了邀约百名博主到栾川进行深度采风，不同于以往由政府指定几个“模范商家”，这次活动鼓励所有的民宿主主、商家、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小店老板，用自己的手机拍摄栾川、推荐栾川。

　　这一招实则高明。首先，它完成了一次低成本的社会动员。当一个卖豆腐的大爷发现自己拍的视频有了几千个点赞，甚至有外地游客专门循着视频来买豆腐时，他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成了栾川形象的“股东”。他会自觉地把摊位擦得更亮，对游客的笑容更真诚。其次，它引入了外部监督机制。在数字平台上，评价是公开的、可追溯的。一个差评可能毁掉一个店铺的生意。这种来自市场的“软约束”，比政府的“硬监管”有效得多。在考察中，我们听到一位民宿老板说：“现在不敢乱涨价，网上挂着呢，一涨价就被曝光，以后还怎么做生意?”

　　四、 结构的突围：从“资源诅咒”到“能力再生”

　　跳出栾川看栾川，这个县城的转型具有典型的标本意义。

　　作为一个拥有丰富钼矿资源的县份，栾川曾长期享受着“资源红利”，但也时刻笼罩在“资源枯竭”的阴影之下。如何在矿产资源耗尽之前，找到新的永续发展的动力，是历届班子都在思考的命题。文旅，被选定为接棒的支柱产业。但这并非易事。全国搞文旅的县城成千上万，凭什么栾川能突围?

　　这次大会给出的答案是：构建“复合型产业生态”。

　　过去搞旅游，就是卖门票。这种模式天花板很低，且受季节性影响极大。栾川通过这次大会，展示了一条从“观光经济”向“度假经济”、“创意经济”延伸的路径。

　　在老君山脚下，我们看到了一批新兴业态的生长：不是千篇一律的纪念品店，而是结合了非遗元素的文创工作室;不是简陋的农家饭，而是经过改良的“栾川味道”体验馆;不是单纯的爬山，而是涵盖了滑雪、露营、研学、康养的四季产品体系。

　　这些新业态的背后，是人才结构的优化。

　　栾川文旅持续对本地商家进行数字化平台运营培训，吸引了大量的外部智力资源关注栾川，也吸引了一批返乡青年。他们带来了大城市的审美、技术和经营理念。一位从上海回来的设计师，将老家的土坯房改造成了极简主义的民宿;一位大学毕业生，利用直播带货将栾川的板栗卖到了全国。

　　这些“新栾川人”，正在改变这个县城的人口素质结构。他们不挖矿，不砍树，而是挖掘文化的矿藏，耕耘风景的森林。这种从“依赖自然资源”向“依赖人力资本”的转变，才是栾川最核心的结构性突围。

　　大会期间，有专家将栾川模式总结为“存量资源的数字化再造”。这话说得很精准。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湾水，但因为介入了数字技术、引入了现代治理、重塑了组织机制，这些沉睡的资源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产生了指数级的倍增效应。

　　五、 结语：治理现代化的“县域样本”

　　深秋的夜色笼罩了老君山金顶，但栾川县城的灯火依然通明。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会之后，留给栾川的，不仅仅是热搜上的排名，更是一套已经运转起来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这套体系不依赖于个别领导的意志，而依赖于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不依赖于行政命令的单向灌输，而依赖于多方协同的柔性组织;不依赖于短期利益的刺激，而依赖于长效信任机制的建立。

　　对于中国县域文旅而言，栾川提供了一个可供对标的坐标。它证明了，无论地理位置，无论资源禀赋，只要敢于拥抱时代的变革，敢于刀刃向内进行治理革命，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长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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