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已成为重塑全球权力结构的颠覆性技术。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并部署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

　　基于此，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启尧建议，我国应加快制定一部综合性人工智能法律。

　　“人工智能属于通用目的技术，其全生命周期风险不局限于任何一个环节。”王启尧解释，传统法律模式难以适配人工智能动态化、内生性的风险特性，既可能形成法律盲区，也易因过度规范抑制技术协同效应。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治理经验储备丰富，已建立了涉及人工智能发展的治理体系，并配套制定了相关标准。在算法推荐、深度合成及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人工智能辅助医疗等方面，相关部门也都开展了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立法工作。

　　王启尧表示，为赢得国际竞争与规则制定话语权，制定一部综合性人工智能法律是我国当前的战略亟需。因此，开展覆盖全要素、具备体系化、贯穿全局式、处于高位阶的综合性立法，才能更好地立足产业生态的全局高度，确保全链条、体系化的制度设计，从而实现促进创新与保障安全双重目标的平衡。

　　放眼全球，不少国家已开始探索人工智能立法。2024年8月生效的欧盟《人工智能法》是全球首部人工智能综合性立法。其后，韩国、日本、巴西等国家分别通过了人工智能法案，马来西亚与英国亦在推进专门性人工智能立法的起草工作。

　　王启尧建议，从国家层面开展人工智能综合立法，并非制定一部“包罗万象”的“人工智能法典”，而是构建一部具有基础性、统领性和框架性的综合法律。此外，需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主管机关，形成“国家人工智能主管机关统筹、行业主管部门分工负责、地方协同实施”的监管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