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一生拍摄80余部电影，在中国拍摄的4部影片记录下20世纪中国的重要时刻。1938年，他冒着战火来到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让世界第一次较为完整地看见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捍卫民族独立自由的决心和艰苦卓绝的抗争，也由此开启了他与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情缘。

　　此后，他一次次来到中国、拍摄中国、传播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早春》用诗意的影像，描绘了新中国土地上充满希望的劳动与生活图景;70年代的《愚公移山》记录下普通中国人的声音与表情;直至80年代，他将自己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精神的体认，融入人生最后一部作品《风的故事》，用哲思建造一座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伊文思为什么会在20世纪30年代从西班牙战争转向中国抗战现场?他是通过怎样的路径进入中国?是什么样的历史契机和内在动力，使他在此后几十年里一次又一次回到中国?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开始了《伊文思的中国情缘》的创作。影片以当代荷兰导演荷内·希格斯的追寻作为线索。荷内在大学时期观看伊文思电影时，心里就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谜：中国为何如此吸引伊文思?于是他来到中国，想要探寻伊文思的心路历程。荷内的视角既是个人的，也是当代西方重新理解中国的一种方式。他的寻访，沿着伊文思的足迹，在档案与现实之间往返，将历史影像与当下生活对照。

　　影片拍摄历时2年，跨越了荷兰、法国、德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也走过中国多个城市与地区，从香港、武汉、台儿庄，到呼伦贝尔草原、江南水乡，再到北京的中学、上海的药店以及黄山之巅。我们始终相信，那些曾经被伊文思镜头记录的人和地点，是理解其作品历史价值的密钥。

　　我们来到台儿庄时，很难将眼前的春日景象与历史影像中浴血奋战的战场联系在一起。这里曾在抗日战争中被战火摧毁，如今古城已重建，大运河两岸桃花盛开。我们也重访了《早春》中套马人的家人和表演《双推磨》的小姐妹，伊文思影像中那些生机勃勃的劳动、合作的场景与百姓改善生活的愿望，在几十年后得到了时间的回应。

　　《球的故事》的重访尤为关键。这部影片是《愚公移山》中的一集，1977年曾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但也曾遭遇“是否摆拍”的质疑。为回应这一争议，摄制组几经周折，终于在香港找到了主人公贾裕民。电影中那名中学生已是花甲之年的工程师。他与当年的老师、摄影师一起回到母校，回到那间曾发生过讨论的教室。当往事在现实空间中被重新讲述，记忆与影像彼此印证，历史成为可以被感知、被确认的事实。

　　《伊文思的中国情缘》的最后，荷内导演也像他的老乡伊文思一样体验到中国文化的魅力。他爱上了中国，决定移居中国。他在长城脚下找到一座农家小院，享受作为一名北京人的美好生活。两代荷兰人与中国的传奇故事显示了中华文化温润而持久的生命力，也展示了中西文明互鉴的美好前景。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伊文思的中国情缘并未随着时间终止，一直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