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苹果流媒体频道上线了以首次登顶珠峰的两位队员之一丹增·诺盖为主人公的电影《丹增》(Tenzing),为那次已经成为传奇的登顶过程增添了一个视角的解读。电影主要基于埃德·道格拉斯2003年出版的《丹增:珠峰英雄》(Tenzing: Hero of Everest)一书而改编,埃德本人也是电影编剧之一。
1953年,约翰·亨特上校所带领的这支英国登山队成功登顶之后,媒体报道就从来没有停息过,所涉内容包括了方方面面,然而其中有不少夸张的失实。这些失实通过进一步的以讹传讹,已经成为攀登珠峰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致于任何一本和首登珠峰相关的书籍,都不得不作些相应的分析和澄清。
幸运的是,从领队亨特到两位登顶队员,再到同行的其他队员,也都陆续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披露出大量一手观察记录。因此,厘清事实本身并不是那么困难。
2003年是人类首次登顶珠峰50周年,同年又出版了不少相关书籍,当事人过往的回忆录也纷纷再版重新发行,以资纪念。这些形形色色的着作当中,《丹增:珠峰英雄》的最大特色,便是以丹增·诺盖为主角,却又不同于丹增本人及其亲属的撰述,较为客观地呈现了这位登山英雄的复杂与多面性。
丹增·诺盖1914年出生于中国西藏,在尼泊尔成长,成年后则长期住在印度大吉岭,并最终成为印度公民。
《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莫里斯(也就是后来的旅行作家简·莫里斯)就是在这次登珠峰行动中结识了丹增·诺盖。她在为埃德·道格拉斯这本传记所作的序中回忆道,刚认识丹增时,“他已经是夏尔巴人中的王子,一位明星,以及众目所瞩的焦点”,虽然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离开过印度次大陆,从未见过大海,但“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主义者”。
作为一名背夫(porter)出身的登山家,他的身份和成就之间的巨大落差,经由媒体的渲染,最终塑造了他的传奇形象。
然而登顶成功之后,他和整个登山队无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纷争。所有人都在追问,他和希拉里,到底是谁先登上了峰顶,虽然这显然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两位队员在登顶时相隔的距离不会超过几尺。埃德蒙·希拉里被英女王授予骑士爵位之后,所有人都抨击为什么丹增只获颁了平民可得的乔治奖章,言外之意,英国仍然将亚洲人视为被殖民的二等公民。
尼泊尔和印度媒体一开始希望把丹增塑造为殖民主义崩溃,亚洲走向独立的标志。没过几年,反殖民主义又转变为一场亚洲“内战”,他到底是尼泊尔人还是印度人?丹增的选择令尼泊尔感到“背叛”,从此对他失去了热情。而在印度,有人甚至把丹增形容为湿婆的化身,尽管他一直是位不太虔诚的佛教徒。
要理解丹增·诺盖在首登珠峰中的地位与贡献,就必须先回顾那次登顶的过程。
根据领队约翰·亨特的记录,登山主力是于1953年2月28日抵达孟买。3月8日,全队在加德满都集结完毕,并分成两支小队。3月27日,他们来到了尼泊尔天波切(Tengboche,传统拼法为Thyangboche,海拔约3860米)。不少登山队员在回忆时,都认为那里是整个喜马拉雅山脉最美丽的地方。
从夏尔巴人的主要集市南池巴扎到天波切不过十公里的距离,登山队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营地。整个昆布地区最大的寺庙便设在这里,人们通常也称它为天波切寺。从寺庙向外观察,便能看到珠峰和洛子峰,以及珠峰以南的阿玛达布拉姆峰(Ama Dablam)。该寺创建于1916年,与珠峰北坡的绒布寺关系紧密。据言,修建寺庙时,当地几乎所有人都出力做了义工,可说是这一区的信仰核心。
应寺僧之邀,登山队访问了天波切寺,并敬献哈达。电影费了不少时间展现这一幕,并让寺院高僧为丹增·诺盖指点迷津。不过只要阅读丹增的回忆录便可知道,他对寺院体制的评价一直并不高。用他的话说,“我不是个正统的教徒。我不看重仪式,也不相信迷信之说”。真实的丹增·诺盖,因为多年生活在英属印度,比起其他夏尔巴人来,其生活和思维方式其实相当西方化。
接着便是一个多月的适应性训练、营地建设、物资运输和实地勘探。登山队在昆布冰瀑下方设立正式大本营,并继续向上建设营地。2号营地设于昆布冰瀑上段的大裂缝下方(海拔约5913米),大本营和2号营地之间是由各种冰塔和冰裂缝所构成的洼地,又被戏称为“原子弹区”。3号营地设在西库姆冰斗(海拔约6190米)的入口处。4号营地即所谓的前进基地,设在西库姆冰斗与洛子峰冰壁之间,海拔约6400米。相当于2号大本营,是继续向上的重要物资囤积地和攀登后期的指挥部。
洛子峰冰壁距前进基地约1.5千米,是一条陡峭的冰坡,也是整个攀登过程中技术难度最大的一段。因此,登山队在这条路上分别设置了5号营地(6700米)、6号营地(7000米,第一道冰崖群的顶端)和7号营地(7300米)。
那一段时间,登山队附近的天气相当差,行进速度要比预想的慢不少。登顶珠峰的另一位队员埃德蒙·希拉里在回忆录中描述道,“这六个星期,每天都在下雪,而且越来越糟”。约翰·亨特在5月12日的日记中也写道:“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很难不感到深深的失望。今天又下了大约7英寸雪,到傍晚我发现西库姆上下的足迹都被埋了。”
高山的天气总是出人预料,5月12日之后突然放晴,攀登进度也随之加速。英国登山队准备征服洛子峰冰壁,向南坳进发。
关于这一条路线,前一年(1952年)的瑞士登山队已经作过两次尝试。在1952年秋的第二次行动中,瑞士队的朗贝尔等人试图重复当年春天曾经成功的攀登路线,也就是从洛子峰冰壁左侧的埃佩龙雪槽(Eperon Couloir,也被称为大雪槽)下方直接向上攀登。不幸的是,10月31日上午,夏尔巴人明玛·多吉在上行过程中被坠冰击中而亡。

明玛·多吉死后,丹增等高山夏尔巴把他埋在山上, 1952。图片来源:Sherry Ortner,Life and Death on Mt. Everest
事故发生后,瑞士人只能寻求换道,改为先行至洛子峰冰壁右侧,绕过埃佩龙雪槽下方,这是一条更长,但也更稳妥的路线。新路线的另一层好处是,可以在冰壁上增设营地。这样一来,后继的物资补给就会方便许多。
丹增完整参加了瑞士队的这两次攀登行动,在后继的英国登山队中,他是唯一曾经抵达珠峰南坡8000米以上部分的队员。
具体而言,登山队员到洛子峰冰壁上段后,需要转向左上方斜切,在埃佩龙雪槽上段继续上行,穿越雪槽,继而翻过今天被称之为“黄带”的大理岩段,接至日内瓦岩嵴(Geneva Spur),一路上行到岩嵴顶端,然后缓降至南坳(South col camp,也就是8号营地)。从首次登顶成功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仍然是从南坡登顶珠峰的基本路线。
1953年5月22日下午,支援队伍携带着物资抵达8号营地,海拔约7900米,其位置与前一年瑞士登山队所搭的营地基本一致。
南坳是两峰之间的垭口,向北可直达珠峰,东南方向则是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今天的商业登山队,通常也把南坳作为登顶前的最后突击营地。约翰·亨特对南坳的描述是,“那是我平生所见最荒芜的地方:一片宽阔的台地,每边也许都有近400码(约365米),它的南北分别是向珠穆朗玛峰和洛子峰升起的陡坡,西边陡降至西库姆冰斗,东边则落向康雄壁(也就是珠峰东壁)”。

当年的8号营地
不管如何,英国人在南坳的处境似乎要比瑞士人好不少。根据瑞士登山家朗贝尔(Raymond Lambert)的日记,1952年11月他们抵达南坳的当天,那是可怕的一夜,“根本无法入睡。风摇晃着帐篷,气温低于零下50度,我们努力撑着不让自己冻僵”。

1953年的攀登路线,图片来源:John Hunt,The Ascent of Everest。
登顶
关于登顶计划与人选的安排过程,约翰·亨特在总结报告中有过相当详尽的描绘。他表示,一开始所设计的便是“双连突击”,也就是两次突击登顶紧密配合、接连发起。“这样,第一组如果失败,第二组便趁机跟进,不会浪费时间,也不必从南坳撤回”。从事后的结果来看,基本符合约翰·亨特的设想。
两组突击队采用了不同的供氧系统。第一突击队使用闭式供氧系统,因为它的续航力更强,行进速度也更快。查尔斯·埃文斯和汤姆·鲍迪伦之所以被选入第一突击队,也是因为他们一直在使用闭式供氧系统,操作起来相当娴熟。实际上,这套试验性供氧设备,就是汤姆·鲍迪伦和他父亲所共同研发的。该系统原本是用来矿难救援和消防,后被改装后用于登山。
希拉里和丹增则紧随其后,携带较为成熟的开式供氧系统跟上,准备可能的第二次突击。在攀登过程中,他们背着两个氧气罐,每个可以生成800升氧气。以每分钟消耗4升来计算,一个氧气罐大约可以使用3个半小时。因此,在8000米以上海拔处,依赖于这套供氧系统的单独前进时间不能超过7小时。在实际操作时,希拉里将氧气流量降到了每分钟3升,以增加攀登时间。
就登珠峰而言,最重要的装备便是氧气设备。根据档案实录,亨特之所以选用并不成熟的闭式供氧系统打头阵,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办法将足够多的氧气罐运送到最终的突击营地。闭式供氧系统由于续航力强,可以尝试从南坳直接攻顶。
在亨特的构想中,如果两次突击登顶均告失败,那么就休整数日,补充物资,接着再组织第三次突击。这也将是最后一次冲击珠峰,之后,不管是天气还是补给物资,都不允许他们再进行尝试了。
5月26日,第一突击队(埃文斯和鲍迪伦)开始冲顶。只是开局不顺,埃文斯发现自己的氧气设备坏了,两人检查了一个小时,才发现是阀门有问题。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克服困难,于下午一点到达南顶(South Summit,海拔约8750米),最终离珠峰顶已经不足100米高度,这也是人类所曾至的最高处。
根据埃文斯的估算,从南顶到真正的峰顶至少要3个小时,下撤则不少于2个小时,接着还要再往下近1000米高度回到8号营地,而他们所背的氧气只够用2个半小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只能就地下撤。
埃文斯的时间估计相当准确,这表明早在筹备时期,登山队已经对冲顶部分的路线作了较为可靠的评估。
如果他们要强行尝试冲顶,即便成功,也很可能无法活着回到营地。从事后来看,第一突击队的成功概率相当渺茫,就算氧气系统没出问题,时间也过于紧张,这主要是因为翻过南顶之后,还有一个需要攀登的岩壁。要获得成功,他们就必须在南坳上方再建一个突击营地,以缩短登顶时间。又或者,他们需要从半夜开始攀登,今天的商业登山队便是这样操作的。困难在于,那时还没有发明今天所常见的高山头灯,深夜攀登的风险极高,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悬崖。
亨特原来的设想是,第二天就要进行二次突击登顶。但当时的风很大,希拉里和丹增只能留在南坳过夜。
从南坳往上,先是要走一条爬升达400米的大雪沟,接着转入东南山嵴线,继续向上,直到营地点。5月28日,支援队伍(乔治·洛、阿尔弗雷德·格雷戈里和昂·尼玛三人)在南坳上方约海拔8500米处的一个岩架上建立9号营地,为第二次登顶做好准备。
按照丹增的记述,营地位置与他上一年和瑞士登山家朗贝尔所到的最高点相差不远。搭建完营地之后,支援队员向下撤离,只有丹增和希拉里两人住在帐篷里,等待最后的攀登。
丹增·诺盖在《雪虎》(Tiger of the Snows)中回忆道,29日凌晨几乎没有风,“天空清澈而宁静,是个好天气”,两人往下俯瞰,还能发现远处山脚下的天波切寺。希拉里则作了更为文学化的描述,他从帐篷往外看,“那是一个寒冷、严酷,却又极美的世界,凌晨的曙光已经染亮了天空,清楚地勾勒出了这些冰峰的轮廓,直到地平线的尽头”。
早上6点半,两人从营地出发。之后的过程其实相当顺利,很快便上到了南峰顶。从南峰顶继续往前是一个鞍部,也就是先向下,再逐渐向上攀升。
终极考验是如何在海拔约8790米处翻过后来被命名为“希拉里台阶”的岩壁。希拉里仔细观察了这个垂直的大台阶,最后发现右侧(东边)有一个大雪檐,岩石与壁之间有一条竖缝,刚能容下一个人。他便尝试着爬进缝里,在丹增的保护下,借助岩石与身后的雪檐,一点一点往上撬,最后他把自己拉出裂缝,成功探过了岩石顶。
Mick Conefrey在《珠峰1953》一书中对希拉里的选择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这一刻,希拉里证明了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登山者之一。在接近8800米的海拔上,他仍然能够顶住压力,正确地判断形势,找到了最佳路线。如果从正面强攀,所用时间要长得多。在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将这个台阶震塌之前,后续的南坡登顶队员都是按照希拉里的路线行进。
最后,经过总计约5个小时的攀登,两人成功登顶,书写了人类又一个传奇。在峰顶,希拉里打开相机,为手持冰镐的丹增拍了照,这也成为他名扬世界的标志性形象。
希拉里利用有限的时间俯瞰四周,为我们留下了人类在珠峰顶的第一次观察记录。他发现东边的景色最为壮观,可以看到世界第五高峰马卡鲁峰(8463米)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8565米),“领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宏伟气势”。北边(也就是中国方向)则完全不同,“那是绵延数百公里干旱荒芜的青藏高原,在絮状云层的半遮半掩下,展现出一种精致之美”。根据1956年世界上第二支登上珠峰的登山队队员(瑞士人施米德和马梅特)的观察,在峰顶所能看到的中国一侧的主要景观,还有远方的雅鲁藏布江和希夏邦马峰。
根据乔治·洛(George Lowe)的记录,希拉里与埃德是下午两点回到9号营地,稍事休息后,3点钟离开,继续向8号营地下撤。乔治·洛从8号营地向外迎接两人,希拉里碰到他后,第一句话是,“我们干掉了这个杂种”。
在电影中,约翰·亨特与所有成员一起在营地口迎接两人归来。希拉里走在前面,扬起手臂,表示成功登顶。但实际上,亨特等人已经回到了前进基地。希拉里与丹增在8号营地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才和支援队员们一起下撤至4号营地。而面对亨特等迎接人员,率先举起冰镐指向珠峰,宣告登顶成功的,正是新西兰支援队员乔治·洛。

希拉里为丹增所拍的照片
登顶后的争议
登顶之后,关于队员人选的安排引起了不少争议,其焦点自然是丹增和希拉里被分到第二组,是否为亨特的“私心”所致,以便让英国登山队员有机会首次登顶。丹增后来在《雪虎》中还作了一定的澄清,表示他完全没有因为被安排在第二组而不痛快。
不过这只是丹增事后的说辞,不愿进一步增加外界的非议。希拉里则明确表示,在去往南坳的路上,丹增的情绪确实有点低落,一言不发。到达7号营地之后,丹增还找到了约翰·亨特,认为第一突击队中应该有个夏尔巴人,这指的自然是他本人。
丹增的想法有其合理之处,加入英国登山队之前,他已经参加了六次珠峰探险,从南坡和北坡(也就是西藏)两个方向都尝试过。在前一年春天,他与朗贝尔一起到达了海拔8590米处,是当时人类所抵达的最高纪录。可以说,丹增是名副其实的“雪虎”,是人类数十年来不断冲击珠峰的最佳代表,他对首顶珠峰的渴望程度也自然要远远强过其他人。
关于这一点,不仅丹增是这么想的,约翰·亨特很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登顶报告《攀登珠峰》一书中对丹增有极高的评价:“1952年丹增与瑞士人朗贝尔的辉煌壮举——抵达距珠峰顶仅约300米处——使他不仅成为本族的头号登山家,也跻身世界一流登山家之列。”丹增本人还明确指出,在出发之前,约翰·亨特便答应他,只要身体条件好,就会给他一次登顶机会。电影基本如实地呈现了这一部分情节。
而就同行的登山队员而言,他们对未能亲自登顶珠峰的失落感,其实并没有外人所想象的那么大。登上过南坳营地,并作为潜在的第三突击队成员的威尔弗里德·诺伊斯回忆道,当他得知丹增和希拉里成功登顶,事后虽然也很懊恼,但那一刻,“我明确记得自己没有失望。为什么要失望呢?慢慢地,我开始感到说不出的快乐,尽管当时我还完全没有领会到此事的意义”。
经过人类三十余年的不断尝试和探索,到1950年代初,登顶珠峰的各方面条件都已经成熟,可谓水到渠成。回顾首次登顶的全过程,这真可说是一场团队行动的典范,许多为媒体和后人所遗忘的登山队员和夏尔巴人,为最终成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要说首次登顶的最大功臣,就是领队约翰·亨特上校。他以军事风格定调了这场行动,制订了极为周到的攀登计划,为登顶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可以想象,在亨特心目中,珠峰就是一个必须拿下的军事目标,至于是谁攻下了这个山头,则远没有那么重要。
最能体现亨特的军事管理风格的,莫过于他对补给的极端重视。早在筹备阶段,他挑选的后勤主管——另一位英国军官查尔斯·怀利(Charles Wylie)——就开始关心各种细节,从靴子、帐篷、食物、氧气罐,到高山燃气炉的各种装备,无一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值得一提的是,在供氧流量、装备选择和膳食方案方面,登山队的野外生理负责人格里菲斯·普格作出了关键却少为人知的贡献,他也是现代高山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到了攀登阶段,亨特和查尔斯·怀利还作了详尽的规划,把夏尔巴人组成分工明确的摆渡小队,将补给物资沿着由各个营地构成的流水线,源源不断地从大本营向上输送。
这方面的优势,在最终的冲顶阶段显露无遗。由于怀利、诺伊斯和高山夏尔巴人的团结合作,前后两组突击队员都拥有足够的物资装备。
正是由于补给的完善,登山队才能成功组织起连续两次突击登顶。而在第二突击队所设的9号营地中,尽管海拔已经达到8500米以上,丹增和希拉里还能够大快朵颐。希拉里在《高处历险》中如此回忆道,当天晚上他们吃了饼干、沙丁鱼、椰枣、果酱、蜂蜜和鸡汤面,打开了一个糖水杏肉罐头,并喝了大量热柠檬糖水。充分补给显然为最后阶段的攀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士气提振。
相比1952年春那次,瑞士登山队在最后的突击登顶前夜,没有炉子可以生火。丹增找到一截蜡烛,化了点冰雪,与朗贝尔两人分享。这当然远远不够补充高山上的水分消耗。
亨特本人也在攀登过程中展现了职业军人的意志和团队精神,具有真正的领导力。在登顶前的最后时刻,他还亲力亲为,和夏尔巴人一起把补给背到9号营地附近,为第二次突击补充物资。希拉里清楚地记得,他看到亨特到离8号营地帐篷不远的时候,直接瘫倒在了冰上,需要人扶着才能走动。
同样居功至伟的,则是专门从事高海拔驮运的高山夏尔巴(在这里,高山夏尔巴专指高山驮运这一职业,而不是族群名)。在这次登山中,有十三名高山夏尔巴到达南坳(8号营地),为突击队提供了340千克的补给,大约是52年春那支瑞士登山队的四倍。1952年瑞士登山队的技术主管勒内·迪特特事后承认,他们对登顶珠峰的难度估计不足,“至少需要两倍的欧洲人和夏尔巴人”。英国人显然充分汲取了前人的教训。而没有高山夏尔巴的努力,亨特的计划只能停留在纸面。
至于丹增·诺盖,他身兼夏尔巴向导长与最终突击队员两大职责,其实际贡献凌驾于其他所有登山队员。
向导长肩负着在长达数月的登山历程中,确保所有物资能够通过搬运及时到达合适的位置,并处理这一漫长过程中必然会有的各种抱怨和纷争的重责。那时候的加德满都还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光是把补给驮运到天波切就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这样一次长途探险,低海拔背夫往往在百人以上(1965年,印度珠峰登山队雇佣了超过1000名背夫),高山夏尔巴通常也达两位数,且高海拔部分总是会出现种种意外,其组织管理任务是可想而知的艰巨。
丹增通过经年的登山历险,在夏尔巴中积累了足够的权威,尽管他本人并不出生于夏尔巴群体。同行的队员威尔弗里德·诺伊斯对此观察道,“年轻的夏尔巴人在他身边踮着脚走路,既恭敬,也带着几分畏惧”。
这种权威感,在整个行动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亨特原计划的冲顶时间是5月15日,但直到5月下旬,通往南坳的运输路线仍然进展缓慢,高山夏尔巴们甚至躲在帐篷里不愿往上走。
焦虑万分的亨特最后决定派遣两名队员上去增援,肩负这一重担的正是丹增和希拉里。从4号营地直接上行至7号营地之后,丹增亲自指挥和鼓动夏尔巴人,并和希拉里在前面带队,将大批补给物资运到南坳,这一切在24小时内完成,然后再返回到前进基地。他们的作为远远超过了亨特的要求,后者原本只希望两人去营地进行口头鼓励,因为上行到海拔近8000米的南坳,体能消耗实在太大,会直接影响后续的登顶计划。查尔斯·怀利事后表示,丹增是唯一能说服夏尔巴人重新行动起来的人,因为“他们是真的敬重他”。
在英国队首登珠峰的过程中,这一部分最具戏剧性,如果不是丹增和希拉里挺身而出,整个行动完全有可能功亏一篑,因此它也最适合展现丹增·诺盖那种英雄气概。各个版本的回忆录和埃德的传记都清楚地指出,丹增与其他夏尔巴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没有把攀登珠峰只当作一份工作,而是视为个人的志业和理想。可惜的是,电影这一部分表现得较为平淡,并没有烘托出他的领袖气质。
正如20世纪的大多数传奇故事,登顶珠峰是个人主义时代的浪漫梦想,而登顶成功则是理性计划和以及克服种种意外的结果。
书与电影:《丹增》
埃德·道格拉斯所着的《丹增:珠峰英雄》,虽然是一本关于丹增·诺盖的传记,但他对相关材料的分析处理相当严肃,并没有一味采信丹增与其后人们的说法。
由于丹增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以及当时的公开资料不足,他的口述自传《雪虎》在回忆童年和早期的冒险历史时,有些不准之处。而他关于1953年首登珠峰的相关回忆,有些方面也与其他当事人的表述不一致。埃德·道格拉斯在书中作了一一剖析,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事实。
此书还对夏尔巴人的登山向导职业作了颇有趣味的讨论。没有夏尔巴人的搬运和向导,欧洲人无法在喜马拉雅山脉完成任何探险事业。可这份职业对夏尔巴人又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如何被吸引过来从事这份工作,又是如何看待欧洲老爷们的“无聊”冒险?在讲述丹增·诺盖是如何从身份卑微的背夫成长为登山队正式队员的故事中,作者还向我们展现了高山夏尔巴职业圈里的恩怨情怀,也可说是这些“无名人物”的群传。
因此,《丹增:珠峰英雄》尽管已经出版了20多年,但对读者来说,不管是想全面认识丹增·诺盖这位传奇人物,还是要借此了解20世纪上半期人类攀登珠峰的历程,仍是一部相当可靠的作品。
而电影《丹增》,总体而言,同样在细节方面做了不少功课。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点之外,还可举一小细节。登山队员诺伊斯(Wilfrid Noyce)在回忆录中这样形容丹增的穿着,他“头上戴一顶绿色贝雷帽,显得更有领袖气质”。电影里面,丹增在尼泊尔为上山作准备时,绿色贝雷帽出现了多次。
但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似有少许可讨论之处。电影的主人公丹增·诺盖,表现得谦卑而彬彬有礼,有时还带着些自我怀疑。而埃德蒙·希拉里谈及第一次见到丹增时的印象时却表示,“他身材结实,浑身充满了自信,一眼就能从这群夏尔巴人中认出来”。从登顶珠峰的相关纪录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真实的丹增并没有电影所塑造的那么“谦卑”。
至于汤姆·希德勒斯顿(Tom Hiddleston)所饰演的另一位登顶队员埃德蒙·希拉里,则更像是一位陪衬。事实上,亨特一开始挑选队员时,就将这位来自新西兰的养蜂人列为最终冲顶的有力人选。他评价道,希拉里“体格异常强壮,有用不完的精力,思维进取,会扫除掉一切臆想的障碍”。
记者詹姆斯·莫里斯则形容道,希拉里身上有那种发自本能且喷薄而出的活力,能够强烈地感染别人,“就像一列柴油特快火车轰鸣着穿越美洲大陆”。据同时代人的回忆,那时候的希拉里说话直来直往,与敏感细腻的丹增大不相同。两人的成功合作,实际上是相反相成的结果。而电影中的希拉里,看上去过于柔和,完全没有反映出他个性直率的那一面。
电影也有部分细节与事实并不相符。比如希拉里与丹增从突击营地出发登顶的时候,每人背着两个氧气罐,之后在南顶处抛弃了用完的空罐,因此在攀登最后的希拉里台阶时,身上只背了一个罐。而在电影中,两位登山队员仍然是分别背着两个氧气罐登顶的。
1970年,日本登山队首次登顶珠峰时,于南顶处发现了当初两人所弃的氧气罐。队员植村直己记录道,在18年后,氧气罐“上面没有锈痕,看上去好像昨天还在使用”。接着,两名日本登山队员(松浦辉夫和植村直己)也各自把一个氧气罐留在南顶,轻装向顶峰冲击。
这还只算无伤大雅的小节,整部电影离真实最远的部分是在结尾,首先完全抹去了约翰·亨特的“双连突击”方案,改为只有一次突击登顶的计划。接着,当埃文斯等人登顶失败之后,它又把设立9号营地的构想归于丹增和希拉里在最后时刻说服了约翰·亨特。但亨特的登顶报告明确指出,他一开始就制定了二次突击方案。更重要的是,就在第一突击队成败未知的那个时点,亨特已经带着物资向南坳上行,为第二次突击作准备了。
亨特仔细研究过瑞士队的攀登过程,1953年初,在赴印度开始珠峰之行前,他还专门飞到苏黎世与瑞士队员们会谈。他当然清楚,在8500米海拔处设立9号营地是提高登顶成功率的必然之举。电影的改编,或许是为了增强戏剧效果,进一步放大主角的英雄光环,却严重削弱了电影的真实与严谨性,予人得不偿失之感。
毕竟,首登珠峰的真实故事已经足够戏剧化了。

希拉里和丹增登顶成功后,下撤到4号营地。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