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宋代以前的叙事文学视野中很少受到关注。“此前文学史上有过黄璞《闽川名士传》等闽地题材的史传性叙事作品，但在全国性选材的叙事作品中，像《醉翁谈录》如此集中大量表现闽地故事的则极为少见。”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涂秀虹说，其故事选材暗合了文学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而一路向南的区域流变规律，所蕴含的文学地理研究价值值得关注。

　　闽地叙事视角

　　罗烨《醉翁谈录》是宋元时期一部与说话艺术关系密切的传奇集和杂俎集，故事发生地涉及全国南北各地，但闽地故事篇目所占比例，若不论篇幅长短而以篇数计，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强；若以卷数而论，闽地故事的卷数约占全书一半。

　　连氏在百家姓中是小姓，但在延平（今南平）却是大姓、显姓，唐宋时期多出进士。又如，闽地寺庙、僧人之多，五代以来或为全国之最，闽北僧人多来自福州地区，“僧人不法”社会问题较为严重……《（连）静女私通陈彦臣》对地域和人名姓氏的改变，《僧行因祸致富》典型地表现突出的社会现象，均为当时闽地的真实写照。

　　丙集卷之二《花衢实录》全是柳永的故事，更是透露出其叙事视角明确的地域定位。柳永是宋元俗文学所青睐的风流才子，但鲜少关注其闽人身份，《清平山堂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这样介绍：“当时是宋神宗朝间，东京有一才子，天下闻名，姓柳，双名耆卿，排行第七，人皆称为‘柳七官人’。”《醉翁谈录》则云：柳耆卿，名永，建州崇安人也。居近武夷洞天，故其为人有仙风道骨……且世显荣贵，官至屯田员外郎，柳自是厌薄官情，遁于武夷九曲之东。

　　柳永确实是建州崇安籍，但是否出生于崇安（今武夷山市），在崇安生活过多长时间，由于文献记载阙如，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涂秀虹说，柳永很可能出生在山东，但幼年曾有一段时间居住在崇安，成年后主要生活在汴京，也游历过很多地方，但很少回到崇安。因为家于汴京，柳永词中所谓“故里”“乡关”都指的是汴京。正因如此，宋元时代市井中少有人知道柳永是崇安人。

　　《醉翁谈录》此段叙述其实对柳永坎坷的人生经历不甚了了，言其“遁于武夷九曲之东”更可能是捕风捉影之说，但强调柳永是“建州崇安人”，且将之“仙风道骨，倜傥不羁，傲睨王侯，意尚豪放”的性格归结于“武夷洞天”的影响，显然是引乡贤以自豪；对崇安地理环境很熟悉，口吻亲切，且多溢美之词，《柳耆卿以词答妓名朱玉》叙“耆卿初登仕路日，因谒福之宪司，买舟经南剑”，俨然以崇安为柳永的居家出发点。

　　闽地人情地理

　　“文学的发生与人群流动密切相关。”涂秀虹说，《醉翁谈录》故事发生地或者主人公所属地基本是在“福州—延平—建安—邵武”这一条线上。这条路线是自古以来出入闽地，与江右、吴越往北地区交往最重要的一条陆路通道。

　　闽地故事涉及三山（福州）、延平（南剑）、建安（建州、富沙）、崇安、建阳、昭武（邵武）、顺昌、莆阳等地名，道路方向都很准确。其中地名最为具体而微者，当数乙集卷二之《韩玉父寻夫题漠口铺》：妾本秦人，先大父尝仕，朝乱离落，因家钱塘……不免携女拏，自钱塘而之三山。至夏，林已官旴江矣，因而复回延平，经由顺昌，假道昭武而去。

　　在韩玉父的寻夫行程中，“漠口铺”是邵武一个很小的地名，却颇为值得关注。在明嘉靖《邵武府志》封域图中可看到，“漠口铺”位于邵武府北面往江西铅山方向，“西北到江西建昌府（旴江）新城县界一百六十里”。

　　在传统诗文和叙事文学中，有一些地名承载了集体记忆，比如“年年伤别，灞桥风雪”，这样天下人耳熟能详的地名基本都出于京城帝都，而“漠口铺”对于没有到过邵武的受众却是个完全陌生、难以唤起想象和情感的地名；用了“建”（建州）、“崇”（崇安）、“福”（福州）这样的简称，一般情况下仅适合本地区交流，而其他地名皆用全称，如“会稽”“成都”“潭州”。“《醉翁谈录》对闽地地名的称谓耐人寻味。”涂秀虹分析道，其闽地故事多立足于闽地叙事，对闽地人情地理非常了解，最初很可能主要面向闽地受众。

　　《醉翁谈录》戊集的《烟花品藻》《烟花诗集》，这两卷诗歌全是关于建安歌妓的记载，实为杂嘲形式的“评花榜”。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品题，多见于京城或经济文化发达而繁华的中心城市，而这建州55位“烟花”显然绝无苏小小、李师师一类盛名远播的人物，此与“漠口铺”的地域局限性相似，由此更可见《醉翁谈录》取材的来源。

　　宋元闽北刊本

　　《太平广记》一部大书，其纪实故事主要取材于汉代至宋初，闽地题材篇目包括草木虫鱼杂著类在内仅有60多条。闽地长期被视为“化外”之地，入宋以后却渐以不容忽视的强劲势态闯入主流文化的视野。

　　一些出仕闽地的文人著述记载了大量闽人闽事，如粗略统计洪迈《夷坚志》就有240多条为闽地见闻。大量进入仕途、进入政治文化中心的闽籍士人笔记也颇多闽人闽事，如浦城人杨亿《杨文公谈苑》、邵武人吴处厚《青箱杂记》。

　　南宋“福建出秀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题名为《醉翁谈录》者，另有一种为宋代金盈之（与罗烨大约同时代）编本，当中有篇《戊辰亲恩游御园录》，讲述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中进士者，建安邵武有30人之多，因此在京城借御园开同乡会，足见闽地特别是闽北人才之盛，显贵荣耀。

　　闽北因为矿业开采与铸钱业、制茶业的发展，成为国内商品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闽地故事中，又以闽北的故事最多，且基本集中于南宋时期，体现了当时闽地文化以闽北最盛的历史事实。

　　闽北得风气之先而率先发展，关键在于地理优势。唐宋以前入闽陆路最主要的是分水关路与柘岭、仙霞岭路，都在闽北境内。宋室南迁后定都杭州，闽北距离不远，又是南方山林文化最发达的区域，成为当时文化人的一个据点。闽地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以读书人居多，正源于闽地教育文化发达的真实背景。

　　宋代闽北建阳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也是《醉翁谈录》选材偏重闽地更为直接的背景条件。编者罗烨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庐陵离闽北不远，宋元明三代大量江西文人到闽北谋生，往往服务于建阳书坊。庐陵文人罗烨非常可能是在闽北选编此书的。

　　《醉翁谈录》现存本一般认定为宋元刊本，未署刊刻书坊之名，说它很可能是建阳刻本，其有力旁证是建阳刻本《事林广记》。

　　《事林广记》原书作者为建州崇安人陈元靓，原本成书于宋绍定（1228—1233年）以后，宋代刊本不传，现存当中有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和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翻刻元泰定二年（1325年）本，此两种版本与《醉翁谈录》关系密切。如郑氏积诚堂本分卷方式也是按照天干分为十集，每集分上下二卷，不少篇章与《醉翁谈录》内容相同；卷首之标题、卷数等内容的排列和款式相同，文中类目或篇目多以椭圆形墨底白字（阴刻）标识。

　　宋代刻书字体有其明显的地域特征，浙本多欧体，川本多柳体，建本多颜体。元代建本仍沿袭颜体风格的字体。《醉翁谈录》与此两种《事林广记》的字体接近颜体，风格类似唐楷，与其他地区的刻本判然有别。

　　当然，版本的判断较为复杂，但从《醉翁谈录》与《事林广记》内容和版式上的相似性，再结合《醉翁谈录》取材的地域特征，涂秀虹认为《醉翁谈录》现存刊本基本可以确定为闽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