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2(一说763)年，李白在当涂(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去世。当涂在唐代为宣州(宣城郡)属县，南齐著名诗人谢朓曾为宣城太守，当涂青山是谢朓钟情之地，山下有谢公故宅等胜迹。李白一生颇为仰慕谢朓，临终前留下了想要埋骨青山的心愿。可惜当时未能如愿。

　　50多年后，宣歙观察使范传正来此上任。他的父亲范伦是李白好友，范传正自幼对李白十分仰慕。上任后，范传正四处寻访李白墓和李白后人，并谋划为李白迁葬。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他与当涂县令一道，将李白墓迁至青山。这就是历经千年留存至今的青山李白墓，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范传正在为李白迁葬时还琢磨一件事：怎样为李白墓立碑以传之久远?他撰写了《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以下简称“范碑”)，并刻了两块碑石：“一置于泉扃，一表于道路”。

　　时光流转，南宋淳祐二年，江南东路转运判官权兼太平州事的孟点来到青山拜谒诗仙，发现范传正所树那块“道路碑”，“碑石断仆零落，仅存方尺许于榛莽间”，便重新刻立了“范碑”，碑文附有跋语。今李白墓园太白祠墙上镶嵌的那块《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就是南宋孟点的重刻碑。范传正所树原碑，则渐渐湮没在历史中。

　　直到20世纪80年代，事情再度出现转机。当涂县文管所整修李白墓园时，挖出一块残碑。残碑中部字迹清晰，边缘字迹漫漶，可辨识的有600余字，与传世“范碑”文本相合。 它会是唐代范传正立的那块碑吗?想要确定这块残碑的“身份”，需要严谨系统的考证。

　　首先是文字释读与比对。残碑上可辨认600余字，与宋本《李太白文集》刻本所载碑文高度吻合。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存在的“异文”，比如残碑上写当涂县令“朱葛纵”，文集却作“诸葛纵”，这一异文可能是在后世编集《李太白文集》时被“规范化”了。

　　残碑末行残缺的“……朝□大夫□□平□□□□上□国赐紫……”，后世文献均无。这一段内容应当是书家官员的落款，是其煊赫身份地位的体现，而非范传正原文，所以在宋代、明代文献记载中没有这段话。从这些差异来看，残碑文本来源相对独立，且应早于宋碑。

　　继而从形制上看。唐代墓碑有严格规制，且在追求宏伟的同时，也注重视觉上的稳定和美感。据对残碑文字大小、字间距及行距的现场测量和数字技术复原结果显示，此碑气势恢宏，较后世重立碑更大，这符合立碑者范传正的身份，也与中唐以后李白声名愈盛的发展状况相符。

　　再看书风特征。孟点重刻碑的跋语记载，范传正原碑“字画作唐隶，遒劲可爱”。所谓“唐隶”，实指当时通行的楷书，唐人将当时通行的楷书字体称为隶书，把汉隶称为八分。这与残碑所用字体相符。

　　文献记录也非常关键。后世重刻“范碑”，除南宋孟点外，还有明代罗篪，后者所刻之碑现立于马鞍山采石风景区。其跋语言及，“于青山草莽中寻获碑文一通，乃宋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孟点所重刻于墓者，而道旁一碑茫无所求”。

　　从孟点到罗篪间隔200余年，孟点曾经看到的“范碑”残余，罗篪已经看不到了。而除孟、罗二人之外，遍查《当涂县志》《太平府志》等史料和历代文人诗文笔记等，未见提及此处有其他重刻墓碑的。倘若此残碑是后世所立的其他重刻碑，即使石碑未能存世，也当能见于后代地方志或文人游记中。且孟点与罗篪重立的碑都附有跋语，这块残碑则无，因此可以推测出其应时代更早。

　　还有出土位置也可作为印证。据李白墓园文管所前所长谷经朝回忆，20世纪80年代年整修太白祠时，在距西侧围墙约4米、南侧围墙约8米处发现该残碑，埋深30至40厘米。据这一埋藏状态，可推测出其是在历史变迁中原地湮没，而非后世移入，也与文献记载吻合。正因为残碑湮没地下，客观上得以保存至今。

　　证据链闭合了。

　　文本、形制、书法、文献、出土位置，环环相扣的证据指向同一个结论：这块沉埋地下的残碑，很可能是唐代范传正元和年间为李白迁葬时“临岐”而树的那块“道路碑”。

　　范传正的双碑，以戏剧性的方式重现人间：幽隧碑深埋墓中，道路碑历经沧桑，残损湮没后重见天日。

　　如果这块“范碑”原石得到确认，那么将填补李白墓园唐代实物的空白，具有很高的价值。当前，李白墓园正在规划重树“范碑”。不久，游客或许将看到依据唐代规制复刻的“范碑”重现路旁，与残碑形成“古今对话”。残碑上那600多个可辨认的字，将以拓片、VR复原等方式走近大众，化作引人入胜的文化故事。

　　“岸深谷高变化时，一存一毁名不亏。”这是范传正一千两百年前写下的句子。高岸深谷，沧海桑田。李白墓园“范碑”的故事，恰如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印证。

　　(作者系安徽大学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编审，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