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天奖颁奖礼后,奖杯在手里还没焐热,王仁君很快就回到了片场。
“飞机上邻座乘客没有认出我,我安安静静地看着剧本。”王仁君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时坦言,那种感觉特别踏实。
领奖台的聚光灯太亮,片场的灯是暖的
到了片场,进了化妆车,头套整整齐齐摆在化妆台上,旁边放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还有摊开的台词本,王仁君瞬间就感觉“落地”了。
“领奖台上的聚光灯太亮,亮得有些刺眼;但片场的灯是暖的,带着烟火气,往那一站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奖杯是外界的一份肯定,片场才是演员最终的落脚点。踩在真实的场景里,对着对手演员说出台词的那一刻,才是最安心的。”听王仁君讲这些时,他给人的感觉始终是谦虚、平和、踏实。没有刚拿了大奖后的兴奋外溢,也没有刻意放低姿态的客套,话一句一句说得很稳。
把时间回拨到领奖台那一刻。外界用“教科书级”形容他的获奖感言,王仁君回忆,当时心里很沉静,没有太多复杂的思绪,最朴素的念头就是把感恩的话说好,把这份感谢稳稳地带到。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浴血荣光》的创作集体,想到陈力导演,想到这支原班人马,如今大家又一同投入到电影《绽放》的拍摄中。他身上承载着整个剧组同仁的期盼,这个奖杯不只属于他个人,而是希望用这份荣誉延续、展现这支队伍一路走来的荣光。他在心底告诉自己:“请大家放心,我会继续沉下心,脚踏实地地在创作之路上稳步向前走。”
从上大学时起,王仁君就无数次设想过,如果有一天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上,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演员这行,谁心里没有藏过这样的念想?何况是参加飞天奖这样有分量的典礼,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也一定会提前准备。”但他准备的不是漂亮措辞,而是要在心里捋清楚,哪些人是必须要感谢的,这份荣誉该和哪些人分享。当他真正站到台上,心态完全和学生时代不一样了。尤其在拍完《浴血荣光》后,走过那些旧址,听过那些故事,很多虚浮的东西都沉下去了。“话都是从心底里淌出来的,不是背出来的。”
从“二哥哥”到毛主席
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的“二哥哥”到多次饰演毛主席,王仁君说,每一个角色都不会白演。演盛长柏的时候,他花了很多心思去琢磨传统士大夫的分寸感:端正却不古板,厚重却不疏离,说话做事都要留有余地,喜怒不形于色。这种对人物气质、言行尺度的打磨,后来在塑造伟人形象时,确实给了他很多表演层面的素材和灵感。
王仁君解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需要慢功夫,磨的是表演的根;而不同类型的角色创作,养的是表演的叶。根扎得深,叶才能长得茂,二者缺一不可。正剧的慢是向内收的,要收住自我,去贴近历史、贴近人物,不能随便释放自己的情绪和表达。这个过程磨性子、磨底色,让他感受到什么是重量: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有沉甸甸的分量,不能轻飘。而非历史题材的创作是向外舒展的,可以把对生活的体悟、对普通人的共情全部放进去,角色里可以有演员自己的影子。这让他保持对烟火气的敏感,不至于演久了厚重的角色,就忘了普通人是什么样子。“这些痕迹最后都会变成表演的养分,有根的托底,有叶的鲜活,演出来的人才立得住、完整。”王仁君说。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盛明兰饰演者赵丽颖在王仁君获奖后第一时间发“恭喜二哥哥”,他回复说“盛家的儿女不会差的”。王仁君笑称,回复一半是接角色的梗,一半也是同行之间的共勉。只要是踏踏实实演戏的演员,不管演什么角色,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总不会差。
先踩踩他走过的路,吹吹他吹过的风
走近伟人,演好伟人,实在太难了。
第一次试装时,王仁君对着镜子看了很久,觉得哪哪都不对,心里一直打鼓。后来他想通了一句话:形似是入场券,神似才是通行证。化妆可能解决一部分“像”,但观众真正想要的是“信”。
带着这份忐忑,他第一次去旧址走访。在拍《古田军号》前,陈力导演没有跟他聊镜头、没有聊表演技巧,而是先带他去旧址走走,先踩踩毛主席走过的路、吹吹他吹过的风。
起初王仁君仅理解成常规地体验生活,真正走进那片土地,才明白陈力导演的用意,是让他先放下演员的表演惯性,先不要着急去想怎么演,先成为一个沉得下心来的感受者,去触摸真实的历史温度。
在闽西走访时,当地老乡教他编草鞋。这门手艺看着朴素,工艺却特别复杂,每一股草绳的松紧、每一道编结的次序都有讲究,不是一上手就能做好的。后来拍戏时,他还要一边编草鞋,一边配合台词的节奏,手上的动作和台词的气韵要同步,手上不能乱,情绪也不能断。正是反复编草鞋的那段日子,让他慢慢懂了:当年毛主席和战士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一草一绳亲手织就前路。指尖磨得发涩的时候,王仁君心里突然被触动,原来伟人的伟大从来都不是悬浮的,是和军民一同动手、同甘共苦,在艰苦的日常中扎根生长的。那一刻,他不是觉得“我可以演了”,而是终于明白,“我可以试着去靠近他,试着去读懂他和人民紧紧相连的那份本心”。
还有一次,是在闽西听一位百岁老人讲往事。老人说,当年毛主席就是在村子里办过平民夜校,下了课就蹲在田埂上,和乡亲们拉家常,说话满口乡音,就像隔壁经常见到的邻居一样。那一刹那,王仁君突然懂了,观众所要的不是复刻的一张脸,而是一个能让人读懂、能让人触摸到的真实的人。从前他一直在纠结长得像不像,直到现在,他开始琢磨精神像不像。
王仁君坦言,第一次演毛主席时,总想着要演出伟人的气度,会刻意设计手势、加重语气,下意识往固有的印象上靠。现在越了解越知道,他的伟大恰恰藏在平凡当中,多一分刻意的设计,就少一分真实的重量。以前拿到一句台词,会先想“伟人应该怎么说”;现在会先问“他当时为什么这么说?他正经历些什么?”每一个表情、每一个步态,都需要在史料中寻找依据,不敢再凭着演员的想象随意发挥。
在多次饰演毛主席的过程中,王仁君一边做减法一边做加法。做减法,是减去刻意的“领袖范”,减去模板化的腔调和动作,减去演员想出彩的私心,越往后演越收着演。做加法,是加入很多生活化的细节,加入更多复杂的内心波澜。“毛主席不是天生就无所不能,也会有困惑、焦虑、难眠的夜晚。这些东西以前不敢加,怕加了之后损害伟人的形象;可现在有了经验、有了沉淀,就敢这么做了,因为懂了,有血有肉的人,才真正有千军之力。”
王仁君回忆,在拍摄《浴血荣光》时,有一场古田会议前夕的戏:毛主席压力很大,一个人在屋子里踱步。他演了好多条都不对,总是演得太外露、太急躁,像现代人遇到挫折的烦闷,而不是一个军队的领导者、一个伟人沉在心底、有千斤重量的压力感。那天收工后,他特别有挫败感,在驻地的院子里来回走,觉得自己好像撑不起这个角色。后来,他翻阅陈力导演布置的史料,看到主席当时写下的文章,字里行间没有一点慌乱,全都是冷静的分析和判断。那一瞬间,王仁君突然静下来了:毛主席不是不着急,他的着急是藏在心里的,但在大会上要给同志们稳住神。第二天再次拍摄时,他没有加多余的动作,而是慢慢去体会,停下来看看窗外。眼睛里有内容了,心里能压住事了,拍摄一下就变得顺利了。
让观众走近,而不是仰望
谈到正在拍摄的电影《绽放》,王仁君坦言,这部电影对于毛主席生活化、松弛感的一面呈现得更加充分。《浴血荣光》对应的是1927年—1935年,是革命最艰难的跋涉期,从秋收暴动到遵义会议,一路转战、一路苦战,随时面临生死存亡。那个时候的他身上更多的是扛着压力、扛着责任、扛着一支队伍的前路,整个人都是向内收的,思虑很重,很少有真正松弛的时候;电影《绽放》的故事延展到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期和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武装和群众基础,他身上就多了一份“松”的一面,能和战士们一起打球、一起叫好,赢了球会爽朗地笑,和老百姓在一起拉家常也没有一点架子,烟火气特别足。
王仁君还透露了电影《绽放》中有一场毛主席打乒乓球的戏,那是根据一张珍贵的老照片进行复刻的。那份松弛感,是心中有了底之后的松弛,是闯过了最难的关,终于能够松一口气,能够流露出来一些普通人的松弛。王仁君在表演中想呈现的,是伟人的伟大恰恰在于他始终扎根于普通人中间。
谈到如何让当代年轻人走进那段革命历史,王仁君称核心是不能说教,而是让观众走近。年轻人不喜欢听空洞的大道理,但他们懂得道理的重量,懂得迷茫的滋味,懂得为了认定的事情拼尽全力的感觉。作为演员要做的,就是把遥远的伟人变成可以共情的前辈。要让年轻人看到,这些革命先辈当年也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会犯错,也会迷茫,也有热血沸腾的时刻。他们的理想不是在空中楼阁,是一步步踩在泥里走出来的。就像拍伟人打乒乓球、和乡亲们拉家常的剧情,观众看到他们打赢了会笑,输了也会挠头,会觉得“原来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才愿意主动去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这些生活化的细节就是架起年轻人走近他们的桥。
标签是观众给的,路是自己拓的
舞台对他来说一直是表演的根,只要有时间,他都愿意回到剧院打磨自己。至于观众评价他“脸熟叫不出名字”,他从来不觉得尴尬,反而觉得这是演员该有的状态。“观众记住角色,永远比记住演员的名字更重要。盛长柏被大家喜欢,是这个角色的风骨立住了,是整个剧组的功劳,不是王仁君有多特别。”
王仁君笑称,自己从来不担心“被标签化”。标签是观众给的,好演员的本事就是要打破标签。当年盛长柏出圈的时候,也没有人想过他有机会、有荣幸去饰演毛主席。现在演了多次伟人,他也相信遇到好的现代戏、类型片剧本,同样能够认认真真演好。只要剧本扎实、角色有分量,不管是什么题材,他都会认真考虑。“演员的路,不是靠着躲标签走宽的,是靠每一个角色都扎进去演,一步一步拓出来的。”他坚信,演伟人的经历反而会让他演现代戏角色时更有厚度,“见过了真正的担当与坚守,再演普通人的执着与选择,会更有底气。”
奖杯是外界的一份肯定,片场才是演员最终的落脚点。头套、热茶、台词本,这些片场里最平常的东西,才是让他感到熟悉而踏实的地方。王仁君说:“作为演员,把每一个角色都演扎实、演到位,让观众想起这个人物的时候,心里有一个清晰的样子,就足够了。被记住是急不来的,名字早一点晚一点被知道,没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