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趣味》月刊网站4月26日刊登题为《我们得以生存的用火技术：人类如何在末次冰盛期控制火焰》的文章，作者是埃丽卡·科托，内容编译如下：

　　在末次冰盛期，用火技术使人类能够在极端条件下生存。一项最新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细节。

　　适应环境是生物在最恶劣条件下生存的机制之一。在距今2.65万年前到1.9万年前的末次冰盛期，人类面临着历史上最恶劣的环境之一。低温、极度干旱和自然资源匮乏造就了一个将生存推向极限的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对火的掌握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群落得以抵御极端环境的具有决定性的技术适应之一。

　　位于欧洲德涅斯特河中游河谷的科尔曼9号遗址提供了罕见而宝贵的直接证据，证明了末次冰盛期的格拉维特人对火的控制和使用。2025年发表在美国《地质考古学》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提供了有关如何组织用火活动，以及如何在冰缘环境中保存（或改变）考古遗迹的重要信息。

　　末次冰盛期的气候条件极端恶劣，迫使人类群落到暴露程度较低的地区避险，如欧洲西南部、巴尔干地区或德涅斯特河谷。在德涅斯特河中游河谷，格拉维特人利用河流系统和草原生态系统建立了季节性营地，尽管人口密度很低，在定居点的逗留时间也很短暂。

　　面对植物生物量和燃料匮乏的环境，生火和保持火源的能力不仅是直接的实际需求，也是推动创造技术和社会解决方案的条件。

　　科尔曼9号遗址位于德涅斯特河阶地，是作为欧洲多国研究机构合作的NEMO-ADAP项目的一部分进行发掘的。该遗址有四个考古层，其中ALⅠ和ALⅡ与格拉维特文化时期（约2万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期之后的时期）和末次冰盛期有关。在2012年和2013年的考古活动中发现了三个燃烧结构，其年代介于距今22645年至21398年之间。

　　这些结构是在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发现的，其中包括风化沉积、泥流过程（黏土的存在导致的土壤移位）和生物扰动（生物作用导致的土壤改变）。即便如此，这项研究仍能以高分辨率重建这些结构的特征，从而揭示出刻意的用火行为。

　　该遗址的两个燃烧结构（CF1和CF2）已被确认为开放式炉坑。因此，它们没有用石头围起来，这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很常见的。每个炉坑都呈现出一分为三的地层模式：下层为沉积物加热后形成的红土层，中间为富含碳化有机物的黑色层，上层是表明居住后堆积的灰褐色层。

　　对CF1进行的微观形态和色度分析表明，底土中的燃烧温度至少达到600摄氏度。这就意味着，火力控制十分精确，并且使用了高效植物燃料。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云杉木材。

　　与火有关的沉积物包括烧焦的骨头残骸、木炭碎片和部分烧焦的有机物。在一个案例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块嵌有薄片的骨头碎片，这是人类直接活动的证据。此外，经过热改造的结构的存在表明该空间曾被反复和有计划地占用。当时的日常活动很可能是围绕着火来组织的。

　　骨质材料没有经过煅烧这一事实意味着它们没有被用作主要燃料。不过，也不能排除使用动物脂肪或干粪作为补充能源的可能性。

　　多尺度方法是该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结合了地层描述、微观形态分析和比色技术。这种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认识到沉积后过程（如溶解和生物扰动）对火灾遗迹变化的影响。

　　除了其功用之外，火还是组织空间的轴心，也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核心技术。在科尔曼9号的同一地点反复使用火表明，在人类群落中存在有组织的习惯性做法。在生存环境中维持火所需的高强度工作意味着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燃料的收集、储存和可能存在的保存工作。

　　这也强化了用火技术以及社会结构和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知识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假设。因此，集体用火可以作为文化传播和社会凝聚力的载体。这种掌握火的能力是人类适应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使人类能够居住在气候恶劣的地区，保持群体的凝聚力，并传承生存所必需的知识。

　　简而言之，火是上一个大冰期塑造人类历史的最强大工具之一。（编译/刘丽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