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中轴线在中国古代建筑群与城市规划中经常使用，而古代都城规划更将中轴线的使用推向极致。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建筑群中轴线，都城中轴线基本贯穿全城，由复杂的宫殿、楼阙、城门、礼仪建筑共同构成，主干街道对接左右对称的中心建筑，是中国古代理想都城设计的必备元素。都城中轴线及其建筑设计具有规范的标准，无论从大地测量还是建筑技艺上，都有很高的技术要求，是中国古代科技智慧的结晶。都城中轴线还是古人礼制思想的空间表达，是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美好追求，体现出古人象天法地、建中立极、敬天祀祖、中正和合等思想观念，折射出对“中”“和”理想及社会秩序的维护，反映了鲜明的中华文明的思想特性，具有典型的标识意义。

　　一

　　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具有久远的历史。据近年大量的考古遗址展示，其起源或可上溯到西周时期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的南佐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都邑性聚落之一，考古学界称之为“陇山古国”或“陇塬古国”。这一遗址面积广大，总面积达上万平方米，其核心区、殿堂、大火坛、中门构成中心院落中轴线。同时南佐遗址还有更大范围的“九台”核心区（或称“内城”）中轴线，这种中轴线区别于一般意义的建筑中轴线，将宫殿、礼仪建筑、门厅整合一体。作为新石器晚期具有代表性的都邑中轴线，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并不十分规范，反映了都邑中轴线的一些原始性，但也可看出中国都城中轴线的设计历史源远流长。

　　夏商周时代，都邑中轴线格局分布依然存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指出，周人发祥地周原地区的岐山凤雏聚落遗址，以及陕西凤翔马家庄、山西侯马呈王路等春秋时期秦、晋建筑群中都有类似的都邑中轴线遗存。至西周晚期周公的分封地曲阜鲁国故城，南北中轴线更加规范，且延续伸展至城外的南郊祭祀区舞雩台，已经完全具备了标准的都城中轴线的各类要素。总体而言，西周及以前的中轴线格局都邑基本都在黄土高原，从南佐到凤雏，中轴线格局不断成熟，对称结构更加规范严谨。黄土高原应该是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重要发源地。对应于中国古史传说，以陇东、陕西黄土高原为中心，是古史传说中黄帝部族的主要活动范围，也是黄帝部族直系后裔周人的发祥地，或可说明，姬姓黄帝部族与姬周王朝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的先河，并形成《周礼·考工记》的集大成思想。这一认识是近年来考古学界根据众多遗址发掘，并结合古史研究得出的最新结论。

　　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和不断进步的过程。早期考古遗址所见都邑中轴线多数建筑格局并不完整，有些对称也不规范。学界共识认为，都城中轴线发展完善的大体时间是在曹魏时期。位于河北临漳县的曹魏都城邺北城，建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城市中轴线。城内北部居中的外朝正殿文昌殿、正门端门与止车门、都城正门中阳门连成一线，中阳门大道最宽，它们共同构成纵贯全城、规范的中轴线布局。后曹魏迁都洛阳，又在东汉洛阳城北宫故址建洛阳宫，曹魏洛阳城承袭东汉的中轴线规划模式，延续至西晋、北魏。北魏洛阳城不仅有宫城内的朝殿、帝后寝殿区南北一线排列，宫城的三道正门亦与之对应，并向南延伸，正对内城御道铜驼街、正门宣阳门，共同构成一条纵贯全城的中轴线，重要的官署建筑群集中位于铜驼街左右两侧，太庙、太社分列东西，皆呈对称布局，直抵伊水北岸的圜丘，全长大约7.1千米，中间御道两边还规整地分布有城门、桥梁、四夷馆、四通市等。北魏洛阳城的中轴线布局，是对《周礼·考工记》的一次完美诠释，也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发展成熟，对其后的隋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南宋临安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都城中轴营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布局将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设计推向顶峰。明清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基础上改建、延展而来的。元大都没有沿用金中都旧址，基本上是在新址上建设而成，充分保证了新城规划设计思想的发挥。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熟谙《周礼·考工记》中理想都城的规划原则，并严格遵循这一设计手法，一开始就从设计中心台、确定南北中轴线入手，保证了大都城的设计规划符合中轴对称原则。可惜元代设计大都城并没有留下规划图，我们今天已无法亲见当时的设计细节，但留存于今天的考古遗址仍可以呈现当时的设计特征。明北京城虽然相较于元大都在南部有所拓展、北部有所收缩，但并未改变都城的整体中轴格局，而是在此基础上增修、完善而成。至清王朝定都北京，中轴体系发展至顶峰，形成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以紫禁城为核心，全长7.8千米的中轴布局。这条超长都城中轴线留存于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从钟鼓楼起一路向南，经万宁桥、景山，通过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永定门，其中太庙与社稷坛、天坛与先农坛分列于中轴线东西两侧，形成左右对称的独特景观。中轴线统率全城的宫殿建筑群、礼制建筑群、城门广场、道路桥梁，构成都城的整体轮廓与路网结构，代表了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设计的最高水准。

　　二

　　从表面上看，都城中轴线只是城市规划的一种形式，但事实上，其设计具有一系列丰富思想与技术前提。整体性的都城中轴线设计需要大地测量等系列技术支撑。各类建筑的搭建与实施是建筑技艺与美学的体现，从人类建筑史来看，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

　　以北京中轴线来看，早期设计者刘秉忠堪称一位不折不扣的科学家。作为忽必烈身边的重要谋士，他精通天文、地理、律历、风水，元代科学家郭守敬曾拜他为师。刘秉忠在设计元大都之前就曾设计过元上都。他放弃金中都旧址，在东北部重新规划新城，将金中都所用主体水系莲花池水系，改造为水源更加丰富、更利于都城发展的高梁河水系，这是他在北京周边科学考察之后做出的选择，也是对北京周边平原水系更加科学、合理的利用，体现了中国古代先进的水利科技水平。

　　在确定大都城子午线时，为定方向与方位，刘秉忠将都城建设的基准点定于今鼓楼前的位置，在此专门设计建设了中心台。据《析津志》记载，中心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立有石碑，上刻“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中心台起到了定方向与定方位的双重作用，在元代史籍中记载了多项天文观测与地表测量手段，今天存于北京古观象台院中的“正方案”，即是依照《元史·天文志》相关记载仿制元代科学家郭守敬的发明，代表了元代我国天文学与地理学的突出成就。

　　中轴线的对称布局规划整齐，基本设计都经过一系列实地调整。自2021年起，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针对“中轴线遗址”进行考古探查，先后发掘了正阳桥遗址、中轴道路及附属遗存、天桥遗址等。道路、排水沟、桥梁等的发现，大大补充完善了“北京中轴线”尤其是南段的遗产内容，成为北京中轴线申遗的重要依据。针对清雍正七年（1729年）修建的中轴道路勘探，发现永定门内石路的宽度，与先农坛先农门中间门道、东天门中间门道相同，均为4.8米，合清尺一丈五尺，三者均是国家礼仪活动时的行走线路。而针对天桥南至永定门、北至正阳门距离的测量，可以明确两者均为1.6公里，天桥正处于两门之间正中位置。1.6公里折合清尺为五百丈。据载，紫禁城从箭楼至午门、午门至景山北门、景山北门至钟楼之间的距离，均为五百丈，可见北京都城规划时，应该使用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中的模数控制方法，这一方法据傅熹年考证，在隋唐长安城的规划设计中已经使用，显示出中国传统城市规划设计技术的先进性与延续性。

　　当然，中轴线主要是一个都城的设计框架，填充到各部分的是一系列殿堂建筑，而要将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有序排列、形成和谐统一的整体，对技术方面的要求极高，因此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建筑技术上的高超水平。

　　三

　　都城中轴线建筑群设计的思想源泉来自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念，这一观念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与精神特质之一。“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只有在不违天道、顺应自然的情况下，才能在天地间达成和合共生。都城中轴线设计强调象天法地、建中立极、敬天祀祖、中正和合，这些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城市规划上的诠释与体现。

　　象天法地最典型的设计莫过于汉长安城的“斗城”布局。城池北依渭水，以象天汉，屈曲折回，以应南斗、北斗。汉《三辅黄图》称其为“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虽然今天有学者认为“斗城”某种程度上是古人的附会，但其确可看作借助宫殿建筑基本格局而灵活变通的结果，体现出古人对天的敬畏与崇拜。

　　事实上，中轴线建筑所体现的敬天思想，几乎无所不在。中国传统儒家强调“道之大原出于天”，“天道无亲，唯德是授”，故天道自然，“赏善而罚淫”。天子需要“明德”，“明德”才能得“天命”。德在秩序上体现为礼，《左传》记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因此，礼又是统筹中轴线建筑规模、顺序、组合、秩序最基本的法则。以北京中轴线上的核心建筑紫禁城为例，据近年官方统计，各类房屋共有9371间。将如此庞大的建筑群进行有序组合，又能实现空间协调，与建筑所体现的礼制密不可分。据今人实测，太和殿建筑高度约为35米，因其等级最高，为突出其在礼制上的重要地位，特意将其建成城内最高建筑，比正阳门城楼还高1米多。保和殿、中和殿比太和殿等级略低，则采取了一些回避处理方法。可以说，贯穿都城中轴线建筑语言的最基本原则即“礼制”。

　　都城中轴线的核心思想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和”理想社会秩序的构建。“中”的意识来源于古人对天地宇宙观察、探索而形成的一套时空哲学。观象授时、地中测影、绳以经纬，并由此衍生出四方、四时、十二辰等。《尚书·大禹谟》云：“允执厥中”，《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强调“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古人强调择中立国、择中立都、择中而治。只有居中致和，天地位序才能和顺，万物生长才能繁茂。都城中轴线的设计恰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都城中轴线“中”与“和”的思想还体现在对建筑艺术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上。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建筑当中，复杂的重檐歇山顶与华丽的攒尖顶，都比重檐庑殿形制更加具有艺术性，但紫禁城的太和殿恰恰选择的是重檐庑殿形制，并将之列为宫殿建筑的最高等级，只有帝王居停之处才能采用。这一方面是因为，重檐庑殿形制最能表现中正平和的气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古朴无华的形制，寓意着克己复礼，是封建社会帝王统治思想最精准的外在呈现。《邵氏闻见前录》记载，宋太祖受命之初，坐万岁殿，令洞开诸门，端直如引绳。叹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见矣。”可见，中轴线建筑从另一方面也具有警示天子正直理政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传统建筑哲学意蕴的完美体现。

　　总之，中国都城中轴线设计理念从萌生到完善，经历了约五千年发展历程，与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紧密相联，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典范，承载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文明标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