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超”火了。一个省域之内不经意的友谊赛,不仅变得火药味十足,而且搞得趣味横生,捡起了过去的很多老梗,又发现挖掘了很多新梗。不仅省内各地乐在其中,省外也喜闻乐见,既给大家增添了很多欢乐,也让更多人加深了对江苏这个独特省域的了解和理解。
被水割裂的地域
与东北地区虽同属一个地理单位却分属多省不同,也与淮海地区同属一个地理单位却横跨多省有别,从天然地理环境来看,江苏从来不是单一的地理单元,而是涵盖了多种类型的地理单元。
长江宛如一条天然的分隔带,将江苏划分为南北两域。由于长江上中游随水而来的泥沙不断淤积,如今江苏境内的长江下游江面依然宽阔,但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可以看出,与百千年前相比,已经窄了很多。
三国时的石头城西,今天是南京的河西新城,多数地方当时都是江面,到了明清依然没有完全成陆。
唐代的扬州城离长江很近,《春江花月夜》中“春江潮水连海平”的描写,或反映当时的扬州能观潮涨潮落;同期的润州(今镇江),其主城、金山寺、北固山要么直接临江,要么索性就在江中。但今天的扬州主城区离长江已经很远,当年悬于江中的瓜洲,早已与北岸连成一片;镇江城北的江面,要么成了滩涂,要么被围成了“北湖”。
顺流而下,长江下游的江面宽阔,渡江难度也随之增加。当年的靖江孤山、南通狼山,都是孤悬在辽阔江面中的岛。那时江苏境内的长江宽度不会亚于今日宁波、绍兴与嘉兴之间的杭州湾。
在古代技术条件下,这样的两岸必然面临沟通不便、交往不畅、融合不顺的问题,进而形成文化上的南北差异、心理上的南北隔阂。
今日江苏的江北在当时也不是统一的地理单元。淮河在此流淌了百万年,尽管下游不算宽阔,但与长江下游南北两岸在气温、天气等方面差异不大的情况不同,淮河南北却有着显著的气候差异,这里重合了冬季零摄氏度等温线,是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分界线。夏天的连绵大雨,在气象预报中,淮河以南叫“梅雨”,淮河以北则没有专门称呼。
更深远的影响是,北宋末年,为阻止金人南侵,宋人扒开黄河南岸堤坝,黄河顺势借道泗水南下,侵占了淮安(当时称楚州)以东的淮河下游,进一步放大了淮河下游两岸的地理差异。
从此,淮河失去了独立下游,大部分水流被迫从洪泽湖东南侧南下,流入高邮湖,再从扬州东侧入江,淮河成了长江事实上的支流。淮河以南地区也被分成东西两块,将扬州与其东侧腹地狠狠隔开。
南徙的黄河下游呈西北—东南走向,又将江苏淮北地区进一步隔开。
淮北地区除了泗水,还有沭水、沂水,虽然因为黄河夺淮失去了原始的河道,但可以想见,它们当年的下游一定不窄。
江淮地区还有射阳河等天然河道。
除此之外,江苏还有盐河、通榆河、通扬运河等无数人工开挖的运河,更有太湖、洪泽湖、滆湖、高邮湖、骆马湖等无数湖泊和广阔湿地。
水是江苏的灵魂,江苏人常说“水韵江苏”,但水也让江苏的地理成了一片片碎片,为日后“散装江苏”的地域特质埋下伏笔。
差异的方言、文化、习俗
江南的苏锡常几乎全部和镇江丹阳、南京高淳,以及江北南通的启东、海门、通州部分区域和泰州的靖江,讲的是吴方言。
徐州全域和宿迁市区讲中原官话,与河南大部、鲁西南、皖北方言相近。
连云港的赣榆讲话带有胶辽官话的特征。
南京、镇江、南通、泰州、宿迁、连云港的其余区域,以及盐城、淮安、扬州全域,讲的是江淮官话。而江淮官话内部又有细分:
盐城的东台、大丰,南通的如皋、如东、海安,泰州除靖江以外的区域,讲如台话(或称江淮官话通泰片、泰如片);
连云港的市区及两灌(灌云、灌南),淮安北部的涟水、淮阴区,宿迁的沭阳、泗阳、泗洪,讲海泗话(或称江淮官话海泗片);
镇江、淮安、盐城大部及扬州,讲淮扬话(或称江淮官话扬淮片);
南京及镇江句容的方言,与安徽皖江一线的方言相近,与江苏其他地方均有差异。
南京话与淮扬话、海泗话合起来又称为江淮官话洪巢片。
这样的方言状况,比东北、西北、西南大部分省份复杂得多,即便与山东、河南、湖南等省相比也大不相同。与东北话、山东话、河南话、四川话等相对容易达成共识的方言不同,江苏没有统一的“江苏话”,只有“江苏某地的话”。江苏人到了外地,不可能用“江苏话”交流;相反,江苏西北部的人到了河南,江苏西南部的人到了皖中,江苏南部的人到了浙北,因方言、文化相近,常更觉亲切。
实际上,福建省内、浙江省内的方言差异也很大,互通性甚至远差于江苏,但在语言学分类中,福建方言以闽方言为主,同时分布有客家方言、赣方言等;浙江方言以吴方言为主,但浙南部分地区属闽方言区,浙西北还存在徽语分布。那么,为何福建、浙江没有被称为“散装”?这可能也离不开江苏方言繁杂背后的生活习俗与经济模式差异——历史上的经济竞争与文化隔阂催生“散装江苏”之称;反观福建、浙江,虽方言多样,但文化传统与经济协作紧密,因而未形成类似标签。
历史上,徐州人和多数连云港人饮食习俗,与山东、河南相近,以面食为主,很多人爱吃煎饼。
宿迁、连云港以南的人,主要以吃米为主,多数情况下,早上、中午、晚上的主食要么是干饭,要么是稀饭(粥),即便是面食,也可能是米面做的米饼。
江苏没有本土米线,但全省面条种类繁多,尤其在浇头和汤汁上各有特色,面条本身的做法也有差异,南面多是预制挂面,北面多为现擀现切的面条。
同样是黄鳝,淮安做成软兜长鱼,苏州做成响油鳝糊。同样是面条,昆山叫奥灶面,东台叫鱼汤面,淮安叫长鱼面,镇江叫锅盖面,扬州叫虾籽面,南京叫皮肚面;同样用盐水卤制,南京是盐水鸭,扬州是盐水鹅……
江苏是白酒之乡。但以“三沟一河”(双沟、汤沟、高沟〈今世缘〉、洋河)为代表的著名白酒厂家全在淮河以北;江淮之间虽有几家白酒厂,却名气不大。尽管江南大学是全国乃至世界酿酒领域的顶级研究基地,江苏江南地区却几乎没有白酒生产厂家,历史上白酒也多是通过运河从洋河、双沟等地贩运过来。江南没有白酒,但有黄酒,比如,丹阳封缸酒、沙洲优黄、同里红等;南通地区有白蒲黄酒,而淮北地区如今几乎没有稍有规模的黄酒生产厂家。
讲的话、吃的饭、喜欢喝的酒不同,听的戏也有差异。
江苏是百戏之祖昆曲的发源地,也是京剧传播与发展的重要阵地,梅兰芳、周信芳均为江苏人。除京剧、昆曲外,江苏各地还有诸多地方戏种,仅称为“剧”的就有多种:江南地区除锡剧外,东面有苏剧(苏州)、西面有丹剧(丹阳);江淮地区北部和中部流行淮剧,南部流行扬剧,东南有通剧;淮安以北、连云港、宿迁有淮海戏;徐州流行梆子和柳琴戏。
真的可以说,在江苏这块土地上,讲不到一块去,吃不到一块去,喝不到一块去,也唱不到一块去,却偏偏在发展中共荣共生。
分合变化的区划
同在东部沿海,山东、浙江、福建早在明代就已单独成省,而江苏作为省级行政区,要到清代才正式出现。此前,也仅从明代开始,江苏的南、中、北才首次归入一个独立的一级政区,这个一级政区先称直隶,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改称南直隶,清代初期改称江南省。
也就是说,在明代之前,江苏各地从未同属一个一级政区,国家分裂时更会分属多个政权。
因此,今天江苏的“散”,离不开历史上的区划分割。
春秋时期,江苏北部是淮夷的徐国,南部是吴国。
秦朝时,江苏北部大部分归治所设在山东郯城的东海郡,部分属治所设在安徽淮北的泗水郡;南部则全部纳入会稽郡,尽管当时的治所设于苏州,但其大部分行政区属于今日江苏的省外。
两汉时期,江苏江北地区几乎完全属于徐州刺史部,治所最早在枣庄境内;江南地区却与安徽的淮河以南地区一起属于扬州刺史部,治所设在安徽江北的寿春和历阳。
三国时期,江苏成为多方势力角逐的战场,南北分属孙吴和曹魏。
西晋统一后,江北仍属徐州,江南归扬州,徐州治所逐渐迁到今日徐州市区,扬州治所迁至今日南京境内。现在的扬州在那时不叫扬州,甚至不属于当时的扬州。
南北朝时期,江北地区时而属北魏、东魏等北朝政权,时而被南朝宋、齐、梁争夺。
唐代推行州县制,江苏境内设徐州、海州、泗州、扬州(治所江都,今扬州)、楚州(治所山阳,今淮安)、苏州、常州等,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这时的扬州才是今日的扬州。在此之上设道级政区,江北的徐州属河南道,扬州、楚州属淮南道,江南的苏州、常州属江南东道。这种“分属三道”的格局,进一步强化了地域差异。
五代十国时期,江北部分先后被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控制;江南西部先后属定都扬州的吴国和定都南京的南唐,东部长期属定都杭州的吴越。今日江苏在那时分属三个割据政权,不同政权的统治加剧了行政区划差异。
北宋时,江北的徐州属京东东路,海州、楚州、扬州、泰州、通州等属淮南东路;江南的苏州、常州、润州(今镇江)则隶属两浙路,南京隶属江南东路。
南宋时,江苏淮河以北属金国,其中海州属山东东路,徐州、邳州属山东西路。此时的徐海地区深度融入冠以“山东”的行政区,不过却有东路、西路之别。
元代,江北大部分属河南江北行省,江南属江浙行省。
明代,今日江苏全境归入南直隶。清初,南直隶改成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正式拆分为江苏与安徽。
但清代的江苏仍与其他省差异明显。管辖苏、皖、赣三省的两江总督驻南京,江苏巡抚驻苏州,江苏学政驻江阴。管理全国漕运的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驻淮安,两淮盐运使驻扬州。江宁府及江北的扬州、淮安、徐州三府及海州、通州直隶州一度由两江总督直接管理,驻苏州的江苏巡抚仅能管辖江南的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四府。漕运总督裁撤后,淮安还曾短期设置江淮巡抚。因此,很多府、县虽同属江苏,但彼此间普遍缺乏“同省”意识。
民国时期,上海、南京为直辖市,镇江成为江苏省会。解放初期,今日江苏陇海线以北地区属山东,剩余的江北地区(不含泗洪、盱眙)成立苏北行署,驻扬州;剩余的江南地区(不含上海、南京)成立苏南行署,驻无锡。直到1953年,南京与苏北、苏南行署加上陇海线以北的徐海地区合并成立新的江苏省,江苏才真正成为与其他省份架构相近的省份。
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当它们通过数百年行省历史培育出相对统一的地域认同时,江苏因建省较晚,省域认同酝酿与培育时间要短得多,加之吴、淮、金陵等多元文化并存,方言、习俗差异显著,“散装”便成了其鲜明特质。但事实上,数百年间频繁的经济往来与人口迁徙,使各地在差异中达成“和而不同”的文化共识,凝聚成开放包容的精神内核。
因水而通 似水而融
江河本是阻隔,却可借舟船化为通途,成为交往交流的载体。江苏是“浮在水上的土地”,被水割裂的不便,也为江苏农耕时代提供了区域发展的天然优势,更成为工业时代江苏降低物流成本的独特条件,催生出独特的交通、交往、交流格局,以及与之适配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京杭运河在江苏境内纵贯南北,从徐州入境,经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直抵苏州,串联起省内多数城市,是名副其实的“主动脉”。加之南京临江而立,泰州、南通与扬州之间有通扬运河连接,连云港、盐城、南通之间有串场河与通榆河贯通,淮安与连云港之间有盐河相连,淮安与盐城之间有苏北灌溉总渠和淮河入海水道,这些河道本质上都是运河,或承担着重要运输功能,成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旁支。
这些河道不仅是漕运要道,更是商品流通的生命线。除了粮食之外,南方的丝绸、棉纺、茶叶、瓷器、陶器、漆器、食盐等经运河源源不断输往北方。当年的扬州、淮安、镇江,因地处运河与长江、淮河、黄河交汇处,成为全国性重要枢纽,支撑南京、苏州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助力了无锡、南通、常州等城市的实业崛起。“舟楫塞港、商贾辐辏”,江苏城市因水而兴、因运而盛,让唐宋明清之际的江苏这片区域始终是全国财赋与文化的重心。
南来北往、熙熙攘攘,许多人从这里起步,奔赴驰骋于更广阔的舞台。淮北的项羽,住在姑苏,率江东八千子弟跨过长江,推翻秦朝,定都彭城,开启楚汉之争;元末明初,江北的张士诚从海边出发,在高邮称王,占领徐州,进而渡江占据江南,与朱元璋分庭抗礼……项羽的对手刘邦世居丰沛,韩信在古淮阴尝到“胯下之辱”;朱元璋的祖陵位于盱眙洪泽湖畔。这些历史片段,印证着今日江苏南北在历史上早已不断交往、交流、交融。
围绕生存与生计,借助运河与舟船,许多江苏人则沿运河在现在的省域内南北迁徙。苏中苏北许多家谱,写着“祖籍苏州阊门外”。太平天国时期,江南百姓为避乱北迁;战后,大量江北百姓摇船南下,在江南的农田与作坊中安家。解放初年,江南来了一批江北的南下干部;上山下乡时,江北的乡村来了一批江南城市里的下放户和知识青年。改革开放后,一批又一批江北人越过长江,在江南工作、定居。
江苏现已建成19座过江通道,涵盖长江大桥与过江隧道等。同时,京沪高铁以及连淮扬镇、连盐、徐宿淮盐、盐通等多条南北走向高铁相继落成通车。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显著改观,江苏省内多数城市之间的通行时间缩短至1小时左右甚至更短。
今日江苏,水上运输的繁荣和作用不亚于任何时代,粮食、煤炭、矿石、木材、钢铁等物资在等级航道中川流不息,配以高速公路的日夜车流、高速铁路的完善路网与加密车次,推动了产业协同和区域共进,为江苏区域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以“水运江苏”为“水韵江苏”提供了重要的注脚。
江苏南北的血缘和亲情在一次次跨江越河的迁徙和交往中不断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存网络与交往格局。这份情谊如江水奔涌不绝,似陈酿历久弥香。
今天的江苏,地理与历史积淀下的区域差异和发展差距没有完全弥合,比如,苏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苏北的1.8倍,苏南城镇化率比苏北高出20个百分点,等等,但这种不平衡既是“散装江苏”的缩影,也是南北融合、东西协同、区域协调发展的靶向和动力。在它的背后,是令人惊叹的发展实力:江苏所有设区市均跻身全国百强,省内经济总量最小的地级市,在全国大多数省区都能排到第二,有一些县域经济总量超过部分省区……“苏超”现象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难以复制,与这块土地的基因禀赋及几千年的演化变迁密不可分。
江苏各设区市虽在协同发展中呈现出均衡态势,但在地理和行政要素上各具特色。不过,江苏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确实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以“苏超”为例,各设区市依托自身特色组建的代表队,凭借不同的发展路径与人才储备,形成了各具风格的竞技实力。这种多元性使得赛事更有噱头、看点,也衍生出了众多自信的调侃和经久不息的话题。
期待“苏超”继续带来欢乐,更期待江苏不断创造新的惊喜。
(龚浔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