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间，踏遍陕西97个县区，探寻300多座古塔——85岁的刘殿泉因年少时的承诺，在“三百多场奔赴”中，为陕西古塔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档案。

　　老人和古塔到底有着怎样的缘分?在西安城南一间普通民居里，刘殿泉向记者讲述了这段半生的坚守。

　　我们到之前，老人正在电脑旁整理图片，书桌上摊着两本样书，他说：“这几天翻得有点多，正在做最后的校对和修改”。这是他自编的《西安古塔》和《陕西古塔》，每一张塔照旁都附着他收录的笔记：塔的位置、建造年代、传说故事。“知识性、趣味性我都写进去了。”他说。

　　排版、修图、校对全凭自学。这番功夫对年轻人来说已属不易，更不用说是85岁的老人。但是凭借半生的执着和热爱，他硬是把古塔留在了纸上，也留在了时间里。他说，他做的事，从来不是为了被记住，而是为了那些古塔能够留在时间里。

　　年少一诺　半生奔赴

　　故事的起点，在陕西汉中城固的一条老街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刘殿泉还是个少年。隔壁照相馆的翟永润师傅喜欢拍摄古塔，橱窗里常年挂着塔的照片。青砖巍峨，飞檐苍劲，少年每天路过都要停下来看几眼，心里悄悄许愿：长大了，也要拍遍这些古塔。后来翟师傅年纪大了，拉着他的手说：“我拍不动了，拍塔的事，交给你了。”

　　一句嘱托，他记了一辈子。1956年，刘殿泉随家人迁居西安。这座古都的古塔更加密集，让他的热情找到了更广阔的土壤。

　　当时没有网络，全靠两条腿和一张嘴。他从报纸上剪消息，去文化馆打听，手绘路线图，把周围古塔的线索一条条梳理成册。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终于攒钱买了第一台相机，华山牌，8元5角钱。第一次对准的是麦田环抱中的大雁塔。他站在麦地里仰起头，第一次与千年文明对视的瞬间，他被深深震撼了。

　　真正让热爱成为使命的，是拍摄周至仙游寺的法王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从报纸上得到消息：文物界三位泰斗级专家齐聚仙游寺，考察一座隋代古塔。他骑着自行车赶了80公里路，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叹：“简直像仙境一般，周围环山，下面一道河。”法王塔立在黑河之畔，古朴庄严。

　　后来，为了配合黑河引水工程，仙游寺的塔需要迁移修缮。他得空就赶来，追踪塔被拆解、重建的过程。“从那时起，我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要拍遍陕西所有的古塔。”

　　为了跟上拍塔的脚步，他的相机一台台添置：华山牌、二手上海4型、雅西卡124、美能达X-700，再到数码相机。一台台相机陪他翻山越岭，也见证了他从壮年走到白头。

　　拍塔早已不是兴趣，而是他一生的责任。当初答应翟师傅的事，他一直在做。

　　以脚为尺　丈量三秦

　　这条路，苦是真的苦，暖也是真的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交通远不如现在便利。他每次出发，先把自行车架到长途班车的车顶，到了县城再卸车骑着往山里走。车也骑不了的地方，就徒步前行。几十年来，他就是这样一趟趟出发。

　　1991年，国庆期间，他去西乡拍鸿恩寺塔。班车一天只有一班，山路窄得只容一辆车通过。到了两河口，还要步行走几公里山路。等找到塔，天已经黑了。当地生产队长留他住了一晚，把儿子结婚用的崭新的缎子被拿出来给他盖，又端上自家泡的酸菜。那一晚，他睡得很踏实。

　　1993年冬天，他想拍南五台圣寿寺塔的雪景。“别人都拍大晴天，我想拍点不一样的。”凌晨骑车两小时进山，寺里的师傅见他大雪天进山，连忙递给他一个耙子当登山杖。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四十多分钟。拍完照回到家，两条腿冻得硬邦邦的，裤管结满了冰溜子。“爱人心疼我，嗔怒着不让我再去拍塔，我嘴上应着，但看到那张雪中古塔的照片，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这些年如果不是家人的支持，不可能走遍全省。”刘殿泉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次去米脂拍摄天王塔，他在书上查到这是座宋代古塔。坐长途车到县城，又换农用“蹦蹦车”。到了镇上才知道，还有二十多公里才能到塔跟前，司机要50元钱才肯去。

　　“我当时一个月工资才40多元，心里抓挠得不行，这一趟就花完了，下半个月家里吃啥喝啥?”这时，旁边一位老乡说：“钱可以再挣，但塔下次不一定能拍到。”“老乡的话，不就是我这些年拍塔的初衷吗?走，上车!”

　　那趟米脂之行，花掉了他一个多月的工资。回到家里，爱人嘴上怪他把钱都花光了，但最终还是把全家老小的吃穿用度打理得妥妥当当，让他没了后顾之忧。

　　拍塔的路途充满未知，有惊喜，也有惊险。刘殿泉至今记得2015年5月15日，他73岁，那天险些没回来。

　　当天去沣峪口凤凰山净业寺拍塔林，拍完想抄近道下山，却走岔了路，困在一处山沟里。身前巨石封堵，两侧陡坡险滑，眼看天色一寸寸暗下去，他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他赶紧给儿子打电话：“我回不来了。”

　　儿子立刻联系救援队。漆黑的大山里，没有导航，无法描述位置，他攥着相机，一次次用闪光灯打出求救信号。深夜十二点，救援队终于找到了他。事后家人不许他再一个人进山。他嘴上答应，心里明白：不是怕了，是不能再让家人提心吊胆。

　　老伴刘素珍坐在一旁，偶尔插句话。

　　刘素珍从起初因为担心而反对，到后来的不吭声，再到主动往刘殿泉兜里塞钱给他贴补拍照经费。刘殿泉说，这些年如果没有老伴和孩子们的支持，不可能有他和300多座塔的故事。

　　他说，那些还能走到的塔，他仍会去走。只是深山里的塔，确实走不动了。但他没有停下脚步，现在他把几十年间拍下的底片一张张扫描、修复、编排成书。拍塔的路，从山野走回了书桌。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走下去。

　　西乡的塔、南五台的塔、米脂的塔、凤凰山的塔……这样的故事他还能讲出上百个。他用掉了数不清的胶卷，把陕西的角角落落几乎走了一遍。那些散落在三秦大地上的古塔，一座一座被他用镜头串起，连成了一条独属于他自己的路。

　　拍的是塔　留的是根

　　拍了360多座塔，刘殿泉心里有三座塔无可替代。

　　大雁塔，是他拍的第一座塔。在他眼中，大雁塔不只是建筑，更是一种精神——沉稳，不张扬，但又担得起任何场面。那不是一砖一瓦的高度，而是一个时代的气度。每一次站在塔下，他都能感到那股穿越千年的雄浑。

　　二龙塔，在长安区王莽街道土门峪西南山顶上，唐贞观年间所建。塔身斑驳，第一次见到它，他被那种悲壮的美深深击中：“像一位沧桑的老人，腿脚不灵便了却依然挺着脊梁。”

　　还有圣寿寺塔，在南五台，据传建于隋代。刘殿泉第一次看到它时，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动——这座塔比大雁塔还早，塔壁上的柱、枋、斗拱，每一处都做得一丝不苟。他一年要去好多次，春天看山花，夏天看绿荫，秋天看红叶，冬天看雪落塔檐。一座塔不急不躁地站了一千四百多年，一个人不急不躁地拍了几十年，在刘殿泉看来，是一回事。

　　这一路下来，有些塔变了，有些塔没了。武功的报本寺塔，因塔身倾斜严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被拆除重建。

　　更让他心痛的，是古塔的消失。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去府谷寻找一座地图上能查到的孤山铁塔，到了山顶，却只看到一个石头座子。后来在一次图书博览会上，他专门找到地图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座塔已经没有了。地图再版时，那个标注就去掉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泾阳悟空禅师塔严重倾斜，他托人把照片送到本地媒体，呼吁文物部门加以保护。多年后看到塔修复的消息，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是有意义的。

　　留不住原塔，就留下影像。几十年来，他拍下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与时间赛跑的凭证。他把这些底片一张张扫描、修复，自费编成书。“将来后人问起，这里曾经有什么，我能拿出来。”刘殿泉说。

　　这就是一个普通人能给历史的最大诚意。

　　光影无声　传承不息

　　采访快结束时，我们走进他的书房。电脑屏幕上是一张正在修复的老照片，他正一点点调着色温。2021年，一位旅居美国的朋友送了他一台底片扫描仪，那些在箱底压了二三十年的胶片才得以重见天日。调色、修瑕、补划痕，每一张都要耗上半天工夫。旁边摞着几沓底片，用橡皮筋扎着，标签上写着塔名和拍摄时间。

　　“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不能窝在我家里。我做不完的，可以给后人作个参考。”刘殿泉说，他早已下定决心，把自己这些年拍摄和整理的古塔资料全部捐给文物部门或文化馆。

　　如今，他每天还在自学排版软件，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电脑，全力完成两本书的后期定稿。

　　窗外，城市的灯火连成一片。老人翻看着样书，偶尔停下来，在笔记上添几个字。书桌旁摊开着手绘的路线图，泛黄的纸上密密麻麻写着地名和时间。三百多座塔，三百多场奔赴。有的塔还在，有的已经不在。但他的底片在，他编的书在，他寻访时做的笔记在。他说，这些东西不属于他，属于这片土地。那些矗立在三秦大地上的古塔，是历史的见证者;而他，是古塔的记录者、文脉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