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仅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根本宗旨，更通过一系列开创性政策与扎实作风，将其转化为“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的具体行动，构建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明政治生态，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

　　闻过则喜：雷击事件为政绩镜鉴

　　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县长联席会议开会时，会场遭遇雷电袭击，造成一死七伤的惨剧。其中，延川县四科科长(代县长)李彩荣当场被雷电击死。有老乡的一头驴也在这场暴雨中被雷打死。有的农民开始借故发泄对边区公粮负担过重的不满，逢人便讲：“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因公粮负担过重发出怨言，毛泽东同志并没有下令追查，而是敏锐地将其视为政策得失的“晴雨表”，深刻反思“群众讲得有道理，说明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怨言”，共产党首先要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群众解决他们的“救民私粮”问题，然后才能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去解决救国公粮问题，否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随即决定将公粮任务从20万石减至16万石，并由此推动了大生产运动与精兵简政两大决策。

　　在大生产运动过程中，从边区政府主席到乡级的所有行政人员都要参加劳动。另外，通过建立革命家务、军队屯田、开垦荒地、开源节流、实行统一累进税等综合措施，边区民众的公粮负担到1945年降至12万石，政府实现了自给自足。

　　在雷击事件的镜鉴下，土地、劳动、灾难民、禁烟禁毒、抗战伤残军人抚恤、儿童、妇女识字教育、防疫卫生等老百姓关心的问题都成为边区政府施政的重点。

　　精兵简政：俸以养廉树政绩本色

　　精兵简政最早由党外人士李鼎铭等11人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毛泽东看到后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经中央研究讨论后，1941年12月13日，党中央正式向各抗日根据地下发了精兵简政的通知，轰轰烈烈的精兵简政运动随即开展开来。

　　1941年12月-1944年1月，陕甘宁边区共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通过裁撤冗余机构、缩减脱产人员，农民公粮负担比例显著下降。据统计，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0个，政府工作人员精简了40%，部队机关学校减少脱产人员8000余人，节省粮食1.3万余石，行政费用的占比由1938年的20.9%压缩至1%。

　　如果说精兵简政为边区清廉政府创造了客观条件的话，那么，与之配套的俸以养廉“津贴”制度，则从源头上塑造了干部的公仆本色。上至边区政府主席，下至乡政府乡长，都不发薪饷，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边区政府主席每月津贴5元，乡长每月津贴1.5元。整个乡政府，只有乡长一人脱离生产，并无薪金，除津贴一元五角外，每天公粮一斤四两，菜钱四分。除乡长外，其他委员、行政村主任、村长，都没有任何薪俸和津贴。

　　同时，“津贴”制度与严格的办公费限额同步执行，确保行政成本极度压缩。早在1937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前身中央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就作出决定：政府办公费实行最节俭的原则。县政府办公费每月规定30元。即便是在行政专员驻在地，其办公费得酌量增加的情况下，每月最多也不得超过50元。至于区一级政府办公费每月规定为3元至4元，乡政府经费，则每月由边区政府津贴6元，办公费包括在内，且乡长不另支伙食、鞋袜费。

　　边区公务人员虽然待遇不高，但能保持基本生活，加之边区政府俸以养廉举措，妥善解决了其后顾之忧，起到了有效抵制腐朽气息的侵蚀，保持干部廉洁的作用。

　　“精兵简政”与“津贴”制度并举，使得“只见公仆不见官”成为边区干部的普遍形象，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第二届参议会上作政府报告时感慨道：“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抗战与人民的整个利益。”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出政绩实效

　　面对国民党的财政断供和经济封锁，开发荒地、实现粮食自给成为紧迫任务。但开垦哪里?如何开垦?边区政府没有盲目决策、四面出击，而是先行组织科学考察。1940年5月，朱德同志特邀农林生物学家乐天宇等人组成“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考察团历时47天，行程数百公里，对边区的森林、土壤、水文等进行了系统勘察。他们在报告中重点推荐了南泥湾：虽然荆棘遍野，但土质是肥沃的黑钙土和黄绵土，“抓一把都能流出油来”;汾川河水源充足，只要稍加水利建设，足以支撑大规模农业。

　　这份翔实的《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实际上成了南泥湾开发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党中央据此科学决策，派遣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进驻开垦。开发过程中，部队遵循考察团的科学建议，实行“宜农则农、宜林则林”的分区规划，在河谷平川垦荒种粮，在山坡地带保留植被、发展畜牧，并成功引种水稻，创造了“陕北江南”的奇迹。从科学考察到成功开发，南泥湾成为调查研究引领科学决策、将荒原变沃土的典范。

　　1946年春，面对发展生产的中心任务，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没有坐在机关发号施令，而是带头深入基层“解剖麻雀”。他带领调查组，到绥德县郝家桥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

　　调查组住在村里，与农民同劳动、拉家常。他们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确定了“选择生活状况和生产条件不同的上、中、下各两个农户进行重点研究”的方法。通过深入调研，他们发现了共产党员、村主任刘玉厚这个典型。刘玉厚带领全家精耕细作，组织变工互助，使这个佃户村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习仲勋总结郝家桥的经验，认为其在改革农作措施、组织变工互助、改造二流子等方面很有推广价值。经他提议，地委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郝家桥的经验迅速在绥德地区乃至全边区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生产运动。这次调查，展示了通过深入一点的典型调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的“蹲点”工作法的巨大威力。

　　对民负责：上下监督筑政绩根基

　　选好人、选对人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自由选举、选举好人”是1945年陕甘宁边区选举委员会《关于今年乡选工作致各专员县市长的信》中确定的选举方针。虽然各个区乡对“好人”的标准有所不同，但群众对区乡好干部的要求标准有“公道、腿勤、平和、有办法”四条。

　　像关中分区新宁县四区六乡的几个地主联名提了乡长的候选人，并在人民中宣传原来的乡长不称职等，叫人民选他们的人，结果因该人过去镇压人民，未选上。另外，四区五乡乡长、一区二乡乡长、二区五乡乡长都因不称职、耍私情、不公平，私吃老百姓的钱，看不起穷人等原因，被撤职。

　　这类来自群众反映和基层暴露的问题，构成了人民监督的起点。这些问题自下而上地敲响了警钟，促使监督机制必须自上而下地主动响应、深入核查。为此，一方面，边区和各分委、特委组织巡视团，直接深入区、乡开展巡视;另一方面，边区审计机关成立后，以“审核全边区行政机关之预算决算的事项”为首要任务，以“审批核销各机关、部队、学校的经费、粮秣、被服等项支出”作为重点任务扎实开展工作。这些举措将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贯通起来，形成发现问题、查处问题的完整闭环。

　　陕甘宁边区政府“厉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形象逐渐树立起来。开明士绅、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评价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各个根据地的首席政府，在各项政策实施中起到先导和模范作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政绩观与实践，如同一面永恒的明镜，提醒着我们：政绩的根基，永远深扎于人民群众之中;政权的生命力，永远来源于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只有时刻端正“屁股”坐向，始终与老百姓同坐一条板凳，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作者为海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