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给出了“文明对话”的解决方案。在文明对话中,需要突破“单向输出”的思维局限,践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是跨越隔阂、开启对话最天然的桥梁。浙江历史文化遗产丰厚,可充分发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等文化工程和文化遗产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扩大国际传播、强化交流互鉴,打造让世界读懂中国的窗口。
文化遗产,架起文明对话之桥
——访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熊澄宇
■ 本报记者 章忻 周宇晗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广泛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既是一项规模浩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也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文明相互激荡的浪潮,如何理解促进文明对话、深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如何看待“大系”等文化遗产的积极作用?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熊澄宇。
既要各美其美 也要美美与共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明交流互鉴,他强调:“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您认为,促进文明对话对于丰富世界文明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何意义?
熊澄宇:一方面,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人类社会得以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动力。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地理环境、气候因素、历史民俗的影响,体现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文明的核心特征是“融合”,体现为社会的动态进程,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人类社会始终朝着融合统一的方向演进。
并存于世界上的各种文明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文明的包容性远超文化,既涵盖文化的所有元素,更包含经济、科技、社会形态等更广泛的领域,这种包容性正是文明对话得以开展的基础。正是在平等、包容的文明对话中,各个民族、国家相互了解对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吸纳契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思想养分,为自身的发展注入持续动能,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人类文明的进步,绝不会源于彼此对抗,而是平等对话。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时代课题。面对这个时代课题,中国给出了“文明对话”的解决方案。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这次演讲被学界看作一次“文明宣言”。他提出,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2023年,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是在中国对文明互鉴的长期倡导下,2024年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将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这标志着,面对纷争和对抗,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对话”是更优的文明选择。
“文明对话”不仅是一种理念,更需要落地实践。在推进文明对话中,我们需要突破“单向输出”的思维局限,践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各美其美”是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尊重,是文明对话的起点;而“美人之美”则要求以开放的心态欣赏、接纳其他文化的价值,打破文化本位的认知壁垒。唯有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实现“美人之美”,才能最终达成“美美与共”的目标,让不同文明在共存中实现共同发展。
用文化遗产架起文明沟通的桥梁
记者: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和载体。在您看来,文化遗产在文明对话中发挥了怎样的独特作用?
熊澄宇:文化遗产承载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是跨越地缘隔阂、开启对话最天然的桥梁。文化遗产是文明的具体物证与集中展示,它们可以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突破民族、信仰等藩篱,凝聚全人类的普遍心愿与共同价值。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世界文化遗产视为推动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实现和平共处的关键要素,发展世界文化遗产事业的目标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化遗产保护,而是要推动文化对话、保护文化多样性,助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我国是举世公认的文明古国,目前拥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41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另外有4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均为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分布广泛、类型丰富,从气势恢宏的长城到巧夺天工的敦煌莫高窟,从烟波浩渺的西湖到神秘莫测的三星堆,每一处遗产都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的生动见证,也是实现中西文明对话的底气。
文物本身不会说话,它所蕴含的科学、历史与美学价值等等,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升华为涵盖物质符号、精神价值和行为制度的总和价值体系,让沉默的遗产成为文明对话的活跃参与者。近年来,我们举办了一系列基于文化遗产的学术交流活动,比如“古都文明对话(北京—巴黎)”“古都文明对话(北京—斋普尔)”“从帕特农神庙到圆明园”古都文明对话交流活动。这些鲜活个案生动诠释了文明对话的本质:要超越文化符号的表层展示,进入价值认同的深层共鸣。
浙江的历史文化遗产非常丰厚,尤其是20年来持续推进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构建了良好的文化生态,为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对外交流提供了坚实基础。通过梳理浙江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发现它们都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良渚古城遗址反映了五千多年前的稻作文明和城市文明,西湖构建了人文与自然景观相互融合的生活形态,中国大运河则是经济与人文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它既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又在两岸孕育了各种场景和生活方式。正是“接地气”的文化遗产,让世界感受到中国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让“大系”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文化窗口
记者: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高度重视、持续关注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大系”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悠久的美术史和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在以文化遗产推进文明对话中,“大系”发挥着哪些积极作用?
熊澄宇:“大系”历经20载,将散落在全球260多家博物馆和机构的中国古代绘画汇集编纂,先后出版了《先秦汉唐画全集》《宋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共计68卷257册,生动展现了赫赫先秦、大汉雄风、盛唐气象、典雅宋韵和元明清风采,既是一项巨大的文化遗产工程,也是赓续中华文脉、展示中华文明、提升中国形象的鲜活范例。
我认为,“大系”将从三个维度加深文明对话。首先,作为中华文明的物质符号,“大系”向世界集中展示了中国绘画作品。中国绘画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国绘画艺术一方面形象地再现了历史演进和纷繁生动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造型笔墨充满独特的美感,是东方美学的重要代表。“大系”将全球博物馆馆藏级别的中国绘画作品汇集在册,挽救了许多珍品,全面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华古老的绘画艺术。我十分喜欢徐渭的书画,在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博物馆中,也只看到了不到10幅徐渭的原作,而“大系”就收藏了近60幅徐渭的作品。
其次,“大系”蕴含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品质,体现了中国文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情感的艺术表达。宋代以来,梅兰竹菊成为文人绘画的重要题材,画家借助梅兰竹菊的自然属性,表达他们不与媚俗为伍的心境。
第三,“大系”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演变,生动还原了古代人民的行为方式。比如,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五米多长的画卷里面绘有800多个人物,大小船只近30艘,牛、马、驴等各种牲畜70余匹,生动记录了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面貌,以及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后世了解北宋都城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再比如,《韩熙载夜宴图》就生动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贵族的奢华生活。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作品图像,我们很难直观地认识古代社会生活的样貌。
记者:“大系”如何进一步走向国际,在世界文明对话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
熊澄宇:“大系”的编纂出版,只是它发挥文明对话作用的第一步。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还需要实现对“大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大系”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文化窗口。
其一,从多个维度加强对“大系”的阐释与研究。中国传统绘画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其丰富内涵不仅体现在作画上,也体现在题词、印章等要素中。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能将“大系”中所有画作的题款、印章单独影印出来,就能编纂研究画家不同时期风格的工具书。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大系”作品中,提炼中华文化的元素、符号,运用于建筑设计、服装设计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活动中,让“大系”真正地活起来。
其二,以“大系”为基础,打造文明对话的物质空间和平台。浙江正在打造良渚文化大走廊,我建议可以将其拓展为“大系”对外交流、传播的转化平台。一方面,通过展览、讲座等形式,充分展示“大系”的历史价值和时代贡献;另一方面,运用技术手段,将“大系”作品从物质状态转化为数字状态,让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人可以在网络上与“大系”作品有深入接触,甚至双向互动,逐步将“大系”打造为中华绘画艺术的重要标识。